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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秋意再浓些,我们回趟师大吧:访校友黄玉培、杨瑛夫妇


发布时间:2018-11-21

  第一次和黄玉培老师通话约定采访时间,是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那是7月中旬,上海的气温每一天都在挑战人的极限。黄老师关心地表示,可以将采访场所选在他家,这样就不用在如此闷热的天气里奔波了。话语间处处都是妥帖周全。

  采访的时间最后定在8月底的一个下午。口头约定好后,黄老师又发来确认微信,详细地注明了日期、星期、刻钟,地址写的是一条路名,怕我们找不到,又在后边括号标注了具体建筑物,说“我们是自家人,到时通电话,我来迎接”。作为小辈,登时心里甚觉温暖。

  初见面,黄老师一身清亮休闲的打扮,梳整齐的三七分头,戴一副扁方框秀郎架眼镜,笑意盈盈给我们开门禁,为我们引路按电梯。三两言语、一举一动,尽显儒雅俊朗,风度俨然。大概是听见了响动,家门口,黄老师的夫人杨瑛老师推门迎我们进去,一见面就直说高兴我们来,把我们拉到满是点心、饮料的餐桌前,一如我们刚放长假回家,爸妈招呼我们的样子。

  黄老师从里屋拿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里是一沓厚厚的有些许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他和夫人,以及年轻的华东师大,年轻得不可多得,自生光芒。我们家都是师大人1955年,华东师大刚刚成立五年。那一年,黄玉培和杨瑛开始了作为丽娃学子的大学生活。二人同属外语系俄语专业学生。彼时,俄语是外语系唯一的一个专业。

  “我们都是从小开始学英语的,服从分配来到俄语系,只能从零开始。”黄老师回忆他们略为艰难的开端。杨瑛老师接过话头,“一到上课,老师点我回答问题,站起来当即用英文回答一通。后来有一次老师生气了,拍桌子问,‘你现在读的什么专业,你到底还要不要读了,不读就退学。’全班同学笑我。我当时忽然一下子想通了,我可能一辈子都要靠这个生活了。”

  从迷惘中“脱缰”,两人没费太大力气很快就进入了学习佳境,成绩常常数一数二。杨老师说他们运气好,一毕业就被分配工作,到中学任教,如愿以偿留在了上海。华东师大正规毕业教师的标签,使他们获得了工作上的信任。他们始终感念,自己是师大人。

  黄老师被分派到了当时的市属重点曹杨中学,第一年就当了班主任,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他倒没有觉得有多困难,应承下来,然后尽自己所能,平心易气,循序渐进。这是他的节奏,踏实的、确凿的。他把这样的顺理成章归功于在师大受到的教育与训练,“我们不仅学习语言,教育学、心理学这些师范教育的课程也都要学。除了老教授言传身教,还要经过严格的实习”。自毕业起成为教师,这一做,就是将近半个世纪———60 岁退休之际,黄老师没歇一刻就被返聘继续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又是10年。为此,夫人杨瑛打趣说:“年轻一代的老师比你可强多了,不要老占着位置。”

  黄老师八十大寿时,家里来了很多学生,有他印象深刻的,也有记不住名字的,黄老师有些不好意思,“我教过的学生实在太多,有些学生真对不上号了。现在每年都有三四批学生找我聚会。”听到我们说,曾在博客上看到他的学生写给他的回忆文,把其中的一些内容细节念给他听,他有些吃惊,没想到自己被学生这么念着。

  他说华东师大给予他很多,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教师生涯阶段。他们这一批学生都很有“丽娃情怀”。

  说到这儿,他忽地停住,问我们知不知道丽娃河的由来。我们抱着听故事的心态,央他讲一讲。关于丽娃河,每一个师大人接受新生教育时,大概都听过一个版本的解读。如今再一次听80多岁的老先生娓娓讲来那个激荡又饱满的年代里关乎Ri-o-Rita的光景,竟觉有一种时光回流的奇妙。好像一张描绘同一处风景的黑白和彩色二分的照片,碰撞的,一脉相承的。

  夫妇二人的女儿同样是师大人,同样的外语系,读英文。“我女儿上课的教室和我当年是同一个,而且课桌也是一样的。她有时候打瞌睡,老师拿铅笔戳醒她,半玩笑半告诫她,‘你妈妈读书的时候学习好着呢,你怎么这样’”。杨老师讲起这个巧合,一脸惊喜。两代人,不同时期的学生身份,在同一个空间里,有了跨越时空对话的可能,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 事。大概这就是“丽娃情结”的一种美丽延续。所以,黄老师和杨老师才会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家都是师大人。”那年的丽娃河边1955年,本来要被保送至北京外交学院英语系的杨瑛阴差阳错地填写了报考华东师大俄语系的志愿书,成为入学新生中的一员;而本来于前一年入学的黄玉培因病休学一年,变成1955级新生。就这样,两人成了校友、同学、恋人。

  “他追的我呀,我怎么会追他呢?”杨老师回忆起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还是一脸幸福。这大概就是缘分吧,一个事有变故,一个生病留级,然后命中注定般地相遇,像是小说里的情节。

  沿着丽娃河一直走,直到绕过数学系,是他们幽会散步时的首选路线。“幽会”一词是他们的惯用,恰如其分,小心翼翼,又甜情蜜意。杨老师说,“讲个小秘密。”他们上夜自修,早早地做好功课,便偷偷溜出去,去看电影。那个时候,上海还是有很多进口电影可以看。他们常去淮海路的国泰电影院,有时也去美琪大戏院。“还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红菱艳》,哎呀,我们都看了多少遍了。”一场电影看完,顾不上再逛其他地方,马不停蹄地就赶回去。他们提前和同学讲好,若赶不及夜自修结束前回去,就帮忙把他们的书包带回宿舍。同学们常常诧异,为什么每次考试,他们的成绩仍旧打头儿。

  纵然时代变了,丽娃河边的景物也变了,但青春的味道何时都是相似的。黄老师拿出一张黑白照片指给我们看,照片中是丽娃河桥上两位年轻女教师带着笑,挽着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衬衫长风衣黑皮鞋,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俄罗斯风情的打扮,有种亲切而坚毅的优雅。“这是我的俄国老师,她很有人情味,我生病休养的时候她经常来看我。”那时候,俄语系大多课程都是外籍教师授课,当时主教的一位白俄女教师曾是俄罗斯大歌剧院的演员,因国家政事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外教口语课上,她教学生契诃夫的《樱桃园》,一节一节朗读,然后表演。这些场景他们至今还记得。

  杨老师问我们学校现在是否还有广播站,原来,她是师大广播台的“一代元老”。“师大广播电台,早上播音开始”,每天的开场白,杨老师张口就来。那时候,广播台刚刚成立,轮班制,播新闻、念通知、放音乐,她常播早间。杨老师尤记得学校运动会期间她负责播音、放音乐。每到长跑比赛时,就要放 《马刀舞》。大概是想起了当时的情境,杨老师哈哈笑了起来。杨老师打趣地指着对面坐着的黄老师,“他当足球裁判,一场足球赛很长时间啊,他倒吹哨子跟着跑搞得挺好的。”黄老师不接腔,也不反驳,就是笑着。

  黄老师把他们曾经上课用的固定教室数得清楚,“我们上课的第一个教室是在文史楼,后来又搬到化学馆,辗转再到数学馆,最后两年是在丽娃舍,丽娃河旁西侧的两排平房。”现在丽娃舍已经不在了。“河西食堂有吧?”黄老师说,那时候学生不用出饭钱,除此之外每月还有零用钱可以领,他们吃饭就在河西食堂,方桌子,8个人一桌,一次上来一个像脸盆一样的食盆,大家分着吃。

  说到这儿,杨老师忽地想起来,“河西食堂后门,对着长风公园。长风公园的长鼻山,那是我们外语系的。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四下午不上课,过去长鼻山开发,挖土填山。”我们感到新奇,问杨老师之后再游长风公园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态时,杨老师抬眼想了想,声音即时低了八度,有些感慨。他们后来就很少去那里了,懒得出去了,也觉得逛花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看到小区里的零星樱花,虽比上不足,倒也觉得入眼。每周两次的“精神治疗”。

  两位老师把我们的到来称作“家访”,说校友时常能到家里聊一聊,他们高兴。黄老师热衷于校友会活动,从来不认为是任务,是责任,用他的话来说,是“精神治疗”。

  黄老师曾在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任副会长,组织了很多校友活动。如今圣约翰大学校友会挂靠华东师大校友会,校友家庭更是庞大。他们半个世纪以前的一批老同学,每周都有 两次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聚会。时间定在每周三和周六,一次约20 多个人。周三,大家中午一起吃饭,下午再转场去喝咖啡,一待就是大半天;周六,大家只相约喝咖啡,然后聊上半晌的天儿。“40多度的天,下大雨,大家都不缺席,都当一回事情来做。因为大家聚起来开心,比上医院好。”

  我们拿着老照片仔细辨认年轻时候的他们,杨老师拿着放大镜绕到我们跟前,和我们一起看,说眼睛看不清,自己也找不出自己了。杨老师点着照片,认出一个就给我们介绍一个,“这是我们的老师;他是调干生,后来到复旦;他前年去世了吧;这个老年痴呆症了……”面上一片平静坦然。阅尽了世事,还不是当下最珍贵。

  “我们俩老说,‘我们啥时候到师大玩玩儿去吧’,‘好呀好呀’,但说到现在,一直没行动。多少年了。从我们这里过去学校近的呀,过去走走看看多好,哦呦,都没去。”

  待秋意再浓些,天气刚刚好的时候,就真的再回趟师大看看吧。

               (作者:胡美娟、王聪 系我校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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