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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中国智慧能给中美未来指出一条新路


发布时间:2018-11-28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中美建交40年40人”系列高端对话,今天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专访开始。






  

采访对象

  崔天凯,1952年出生。他是中国第十任驻美大使。历任外交部国际司处长、参赞,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日本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他曾于80年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先后在美国生活工作了11年。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时候,崔天凯正在黑龙江爱辉县插队,那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有机会能前往美国,更没有想到会成为驻美大使。“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 他感慨地说。

  数年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并同美国建交,此后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改变了崔天凯的人生轨迹和职业道路,他从一个略显青涩的青年干部成长为了成熟老练的职业外交官。作为驻美大使,他积极奔走在外交一线,走进美国政府机构、智库、高校和各地民间,介绍中国国情,阐释中国立场,促进中美友好,被外媒誉为“沟通中美的外交能人”。

  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断,也面临不少挑战,但崔天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满怀信心”。他相信中国智慧能给中美关系指出一条新路,形成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11月15日,崔天凯大使在纽约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度晚宴并致辞。


期待涌现更多“中美通”


  澎湃新闻:您从198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作为联合国职员、留学生、外交官,先后在美国生活了11年。您曾表示在美国学到的东西让您获益匪浅。能否以留学经历为例具体谈谈?

  崔天凯:我曾于1986-1987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其实只有一年时间,但其间读了很多书。正是从美国的课堂上和书本里,我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美国。我觉得那一时期最大的收获就是视野变得更开阔了,对美国的认知也变得更全面了。

  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但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已有100多年,美国是如何走上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的?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阅读了美国的发展史和外交史,从最初开辟新大陆到美国建国,一直到其近现代史,我都读过了,对这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澎湃新闻:您曾说,以前认识的美国是“开放、自信、乐观”的,对现在的美国感到“困惑”。您认为这些年来美国社会政治生态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崔天凯:实际上,感到“困惑”的首先是美国人自己。作为外交官,我只是观察美国,从不介入美国内政。但我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些年美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受全球化的影响,但客观地说,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自己的内外政策调整而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群体得到的利益比较多,也有一部分群体得到的利益比较少,甚至还有一些群体利益受到了损害。美国的社会经济矛盾也反映到了政治上。这些年,美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两党争斗也愈演愈烈。美国社会上很多人对此很有意见,也产生了很多困惑。实际上,最早做出反思的是美国人自己:美国是否还能维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该向何处去?

  当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总是会有外溢效应,总会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所以其他所有国家都在认真观察美国发生的变化,都在试图判断美国的变化会对各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我和很多国家的驻美大使都交流过意见,大家看法一致,我们更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而是美国的内政外交变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应邀访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并发表演讲。


  澎湃新闻:您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上过鲍大可(Doak Barnett)教授的课,他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您觉得像这样的“中国通”能为中美两国增进理解发挥什么作用?

  崔天凯:鲍大可比较特殊。他曾告诉我,他出生在上海当年的法租界里,出生那年恰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这很有意思。像他这样从小在中国长大,历史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中国通”还有一些,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少。

  但如今在美国学习中文、会讲中文的年轻一代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我曾走访美国的一些地方,发现有的地方开设中文“浸入”式教育,学校提供全中文授课的课程,有的小学生已经能用毛笔写汉字,这样的“群众基础”在以前是没有的。所以我相信要不了一二十年,美国将会涌现一大批“中国通”——从小学习中文,去过中国,很了解中国。美国一些有名的民意测验机构做过不少调查,有数据显示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是最高的。我很期待年轻一代的“中国通”能够更快地成长起来。

  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能涌现更多的“美国通”和“中美通”。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我们经常要回答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能跟美国人讲清楚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政策方针,说明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或寻求称霸,说明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等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外交问题阐释清楚了。

  澎湃新闻:您曾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相较于贸易赤字,美国对华“理解赤字”更难平衡。对于如何减少“理解赤字”,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崔天凯:“理解赤字”这个概念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宋怡明(Michael·Szonyi)教授在《中国问题》一书的前言中提到的。我很赞同这个提法。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基础就是互相理解。我们之间存在全面、完整、历史性的理解,还是误解、误判,将决定两国关系的走向。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改善“理解赤字”的问题上多下功夫。要解决“理解赤字”,当然需要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但更重要、更具长远意义的是人民之间的交流。


解决贸易摩擦需要建设性的态度


  澎湃新闻:22 年前,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果,美国单方面宣布采取对华贸易报复措施。当年,您曾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做出回应。您认为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和当年有什么不同?

  崔天凯:基辛格、尼克松当年访华,中美双边贸易额几乎微不足道,发展到现在每年达到五六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即使是和中美建交之后的前一二十年相比,我们的经贸关系也很不一样。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水平,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现在这种差距也还很大,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由于中国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应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比当年有所缩小,当然这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看。有人认为这种差距缩小得很快,中国的GDP总量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美国,这可能是事实。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人均GDP、对资源的消耗、付出的环境代价、我们的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等各方面,跟美国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无论如何,现在的中美经贸关系跟一二十年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年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不见得会再次发生,也不应该再次发生。美国惯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所谓的制裁性、惩罚性手段,比如增加关税,这在当年就不对,现在就更不对了。

  澎湃新闻: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现在随着贸易摩擦持续发酵,这块“压舱石”的作用是否被削弱了?

  崔天凯:中美关系范围之大、内涵之广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根支柱或一块“压舱石”。只有把各方面的关系都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中美关系才能够稳定。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经贸关系这一个领域,我觉得已经跟不上现实了。

  从经贸关系本身来讲,中美双边贸易额如此巨大,不可能没有一点摩擦,摩擦肯定是会有的。关键在于怎么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双方采取建设性态度和面向未来的态度,就可以把这个争端解决好,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就还会继续增长,还会继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反之,如果采取一种破坏性态度,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做法,那不仅会损害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且这块“压舱石”很有可能引发负面效应,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2017年10月30日,崔天凯大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


美国需要调整世界观和心态格局


  澎湃新闻:近年来美国各界展开了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讨论,越来越多的鹰派人物进入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您认为美方对中国战略意图是否有误判?

  崔天凯: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始终有各种不同意见。美国政府、国会、媒体、智库、军队、工商界等,各有各的看法,历来如此。从历史上看,美国出台的政策总体上是平衡的——如果这几年往哪一边偏一点,过几年会自己平衡回来——所以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纠错机制和能力还是不错的。

  从最近几年来看,美国确实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观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对华政策上,这就涉及到战略误判的问题。现在美国有一些人嗓门比较大,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所以要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甚至还有个别人在鼓吹要进行“新冷战”。虽然他们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但我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同时也面临很多全球性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疾病,自然灾害等。很多问题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所以就更加需要各国协调合作来共同应对,这才是世界发展的现实和潮流。

  有些极端的观点,我认为也不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要在世界上始终保持“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单凭一己之力解决世界上所有的挑战,而是需要和各国一起合作。美国若想把经济发展得好、发展得长远,就需要全球市场。这些都决定了美国如果着眼于长远的国家利益,就应该更多地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

  澎湃新闻:随着美国政府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很多人分析中美未来将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您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崔天凯:从根本上说,这涉及到美国的“世界观”问题,即美国怎么看待现在的世界?怎么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利益?怎么看待其他国家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利益?如果美国始终以“一超独霸”自居,不能与他国平等相待的话,即便不存在“全面战略竞争者”,美国也会主动去寻找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是担心被超越,就是担心其他国家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美国今天对他国的态度反过来对待美国自己。出于这样的担心害怕,美国就会采取一些措施和政策,打压可能超过它的国家。

  坦率地讲,我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学者,包括社会大众,都能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想在世界上“称霸”,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为世界只应该听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譬如中国,我们就主张世界应该由大家共同管理,各国之间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应该平等相待。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反映了我们对世界发展、国际治理和各国相处模式的理念。

  我认为美国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改造世界观”。如果这些问题把握不好,就免不了整天担心。今天中国发展好了,就觉得中国是“全面战略竞争者”,要打压、遏制中国。明天印度发展好了,就用这一套对付印度,没完没了。美国把国力消耗在这上面,我觉得很不值得。

  澎湃新闻:您从2013 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这期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认为这对美国对华心态产生了什么影响?

  崔天凯:说来是一个巧合,十年前我担任驻日本大使,当时正好赶上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日本,日本当时也恐慌了一阵子。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中日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现在也在慢慢改善,将来还是要走向合作。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调适过程,现在轮到美国了。我问过美国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担心害怕(中国)啊?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成天担心害怕,甚至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担心害怕的基础上,那别的国家还有什么路可以走?

  中国要发展,中国人民要追求美好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谁也不能剥夺的权利。我们的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是要挑战别的国家,更不是要取代别的国家。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发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政府的五年规划,还是每次党代会提出来的宏伟蓝图,我们从来没有把发展目标定位为“今天要超过这个国家”或“明天要超过那个国家”,而是在自己的基础上怎么发展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依然是在超越自己,而不是挑战别人。我希望美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心态可以更宽广一些,格局可以更大一些。


2016年9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左一)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在中国驻美使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7周年招待会上交谈。


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澎湃新闻:您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有过多次交流。您认为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崔天凯:我和艾利森教授长谈过好几次,其实很多人误解了艾利森教授的本意,他的主要观点是希望中美能够避免陷入战争。我认为中美之间应该避免、也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一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历史套用到21世纪的今天。历史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是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城邦国家,奉行争霸的游戏规则和竞争逻辑。但今非昔比,现在联合国有近200个成员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几十年来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同时,中美之间的问题也不同于历史上那些国家之间的争斗,中国没有意图与美国争霸。习近平主席提出来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表明大家命运与共,要共同应对挑战,推进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历史上有过16次所谓“新兴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案例,其中12次最后走向了战争,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告终。但是请问,这16个历史案例涉及的国家,有几个是用中医来看病的?中医讲求阴阳平衡,综合调理,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有几个国家是拿筷子吃饭的?筷子讲求的是手指的协调平衡,比如用筷子夹黄豆,也需要技巧。还有几个是书写汉字的?我们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一个字都有平衡结构,书写的时候如果没把握好结构,字就立不起来。同时,每一个汉字能单独表意,和其他字组成词又能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些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和谐、宽容、平衡的哲理。

  反观历史上的16个“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套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应该能够给当今世界,给中美关系指出一条新路,即我们靠互利合作,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靠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来解决大国之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相信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40 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总结起来,您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有什么特点?

  崔天凯:中美关系这40年的发展跟两个国家自己的发展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中美关系也对世界变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国家,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到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承认这些差别。同时,中美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必然有复杂性和多面性。

  归纳起来说,建交40年来,中美虽然一直存在差别,但同时一直在寻找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寻找合作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中美关系也还是在这个大的框架内发展。两国之间有很多差别,甚至有很多分歧,有时候还有比较激烈的矛盾,但两个国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改变谁,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共同利益,寻找合作点,使中美关系能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澎湃新闻:回望中美建交40 年并展望未来,最需要注意或者说妥善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崔天凯:中美建交40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当年内战遗留下来,但由于美国的强力介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统一。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官方政策叫做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开了口子,在与中国建交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我们从当时就反对。实际上,美国是留了一手,给自己留下了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的口子。

  台湾问题始终是涉及中美关系全局和基础的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从这几十年的双边关系发展看,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总体上就能稳定。尽管也有其他种种问题,包括贸易等等,但是不会动摇根本。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确实是地动山摇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

  澎湃新闻:您认为处理好中美分歧的关键何在?

  崔天凯:可能不管到什么时候,两个大国也不可能变得完全一样,中国改变不了美国,美国也改变不了中国。中国发展得怎么样,美国发展得怎么样,从根本上说是两个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只要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别的国家就动摇不了我们;如果治理得不好,大概也没有别的国家能帮得了我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太大,分量太重了。中美必须认识到这个基本现实,我们处理相互关系只能立足于这个现实。

  同时要看到,我们还面临着诸多全球性问题,政治、经济、安全、金融、贸易、社会问题等等,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需要合作。

  所以,对中美两国而言,比较合理、成熟的做法是:双方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争斗,不是搞零和博弈,不是我赢你输,更不是走向冲突对抗。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之间会有矛盾,会有分歧,但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处理问题,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需求大于冲突。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关系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崔天凯:我希望中美能够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博弈,发展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向前发展的、总体上相对稳定的关系。在这样的框架里,我们可以处理各种分歧矛盾,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各方面的合作。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这些在外交一线工作人员的奋斗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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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挺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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