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NU主页 | 在线投稿
您的位置: 首页  文脉廊

苏智良:高考忆往


发布时间:2018-11-20

  1978年7月,我是在插队的江西省婺源县参加高考的。那里,自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发现了油菜花和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民居后,逐渐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但在饥饿与贫困的年代,婺源与其他的中国农村并无二致。1973年的夏秋之交,我从上海南市第一中学毕业(该校在南市区的学前街,后为敬业中学之分部),10月,便拿到了插队落户通知书,去往婺源县秋口公社黄源村报到。于是,我们12名上海知青组成了黄源村的青年班,我担任班长。两年后,黄源村的知青点被撤销,我们归并到了秋口公社农科所。说是农科所,几乎没有什么科研含金量可言,每天仍是“修地球”。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地虽还没有迎来山花烂漫的春天,但严冬已经过去,开始慢慢复苏。当然这种变化主要是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开始的,还没有传导到农村地带。

  对于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这声春雷敲击着百万知青的心灵。当时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对我和许多希望进入大学的知识青年而言,在荒芜与绝望的心田里,“读大学”的种子已经萌芽。渴求学习知识,提升自己,进而为社会作些贡献。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的农村几乎无书可读。知青们读得最多的,除了《毛泽东选集》,鲁迅的《彷徨》、《呐喊》,便是《朝霞》和《学习与批判》杂志。我对于高考的准备,只有上海的二舅妈朱丽芳(当时她是市四中学的数学教师)寄来的几册油印的复习资料。

  有了资料还需要时间,而当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以高考复习的名义长期请假不出工是不行的,所以只能白天干农活,晚上复习。婺源主要种植水稻和茶叶,4月早稻插秧,同时是春茶的采摘和制作,非常繁忙,往往一天农活干完已累得不行。7 月初要双抢,收割早稻同时晚稻插秧,还要采摘夏茶;收工时,一担140斤的稻谷从田头到打谷场仓库,要挑10里地,有时会累得身体像散了架。但为了未来,简单的晚餐后必须打开书本复习。晚上有时会停电,于是只能就着煤油灯的昏暗光线阅读《师说》、法国大革命或大陆性气候的定义,这样坚持了数月。初夏时节,这些复习资料我几乎翻烂了,几乎可以背诵了,于是踏上了改变人生的高考之路。

  考试在县城的婺源县中举行。从我所在的秋口公社农科所到县城,足足有50公里地。记得我先搭了一程拖拉机来到公社,然后再坐长途汽车赶到县城。住在县城的小旅馆里,当时在哪里用餐已经忘得精光了,只记得考试结束后,自己犒劳自己进了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美味的粉蒸肉,价格是4角5分,当年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角1分。整整一碗粉蒸肉,那可是插队5年中难得的奢侈享受了。

  现在想来,真要感谢上海编写高考复习资料的中学老师们。这些资料编的水平实在是高,知识点非常准确,考生只要认真记忆和理解,就能考得高分。我记得地理考了94分(满分100分), 历史92岁,政治92分。只有数学不是短期能迅速提高的,在“文革”中成长的我们这些新三届(69、70、71 届初中毕业生)比起多少读过几年书的老三届(66、67、68 届初高中毕业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数学大约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水平,所以尽管我还去附近中学找了教数学的交大毕业生韩老师补习了几次,结果还是只考了34分。

  当年我高考的志愿是这样填写的:第一志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中文,第二志愿复旦大学历史、中文,第三志愿北京大学历史、中文。如此填志愿的初衷,就是想能稳稳地确保进入大学学习。后来我如愿考上了第一志愿:华东师大历史系。从江西一同考入华东师大成为同学的,还有金良年兄;同学中当然还有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和同事的陈丽菲。

  令人遗憾的是,1978年的夏天,在海量的满腹经纶的知识青年,尤其是“老三届”中,不少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他们还坚持着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理想,并没有报名参加高考。78级可以说是我国高教史上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大学生,像我们年级,同学的出生年代从40年代到60年代都有。1946年出生的老大哥就有好几位,有的大学生父亲和小学生儿子一起欢度寒暑假。由于没有赶上高考,不少老知青后来在1979年的返城风中回到上 海,顶替年迈的父母进入工厂。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又下岗、提前退休,艰难地娶妻生子,购房还贷,许多人就这样蹉跎了岁月,人生极其坎坷。

  1978年9月底,我怀揣着华东师大的入学通知书回到了上海,10月6日到中山北路校区报到入学。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记得在2012年,我们历史系78级本科毕业30年庆典上,历史系老系主任王斯德教授讲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座丰碑,一座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一座是1977年恢复高考,77、78 级大学生入学。

  是的,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北方、东部的百所大学万里迢迢,奔赴西部,以接续文脉。有的大学在日军的轰炸下,损失惨重,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蓝缕,坚持办学,像西南联合大学穷到无力造校舍,无钱付工资,但照样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等一代杰出的人才。抗战时期百所高校的西征,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珠穆朗玛峰。2005年我曾主编过《去大后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抗战內迁的可歌可泣的种种往事,还参与了同名的15集历史纪录片的拍摄。

  而在十年“文革”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行业急缺人才之际,77、78以及79级毕业生,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这代大学生与祖国同命运、共苦难,富有底层社会生活的宝贵体验和同情心,又具备现代专业知识,知晓世界发展的趋势,追问真理,报效国家,这种志趣与西南联大的“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相同。这一代大学生,为中国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时代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至今仍活跃在高教、卫生、司法、工商、行政等领域,施展才华,贡献人生,他们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事业的主力军之一。此不仅是吾辈之幸,实乃中国之幸也。

  (作者系历史学系78级校友,上海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21

更多
热门文章
大夏学术网
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Creativity, Character, Community

华东师范大学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