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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聪颖:船公


发布时间:2017-01-03

  阿公变得越来越瘦。我特别害怕他取掉假牙后,僵硬地躺在床上。我甚至不敢伸手去扶他,因为摸到的只有一身瘦骨。他甚至不能久坐。

  大概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大约是十年前。那是我最后一次和阿公一起出海,那天天黑得很早,我仍呆坐在甲板上,皲裂的脚后跟有些发痒,我收拾着渔网,渔网纠结在船桨上,越扯越乱,我的心里很焦急,因为乌云正往这边涌来。直到我想起铰刀,转身走进船舱去取。这个时候,我才听见阿公的声音:“文武,文武,阿公没有力气了。”

  “阿公没有力气了。”他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道,眼泪直掉,歪坐在甲板上。一直到他被抬上担架,他仍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阿嬷赶到码头时,解下花头巾不断地拭泪。码头上的人聚集了一大堆,阿公像是货物一样被抬上岸,穿过窄窄的由人群围成的通道,装进了救护车。

  我形容那次事件是阿公被展示的死亡,但死亡来得更加缓慢一些。

  早在几十年前,阿公的命就成了悬于海上的命,经不起任何风浪的摧折。他有着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特有的亮晶晶的眼睛,虽然身子骨到了少年时期仍是像稚鸡一样瘦弱。

  人们常说这样的孩子是出不了海的,李家的船只能在码头烂掉。

  阿公颈上的银锁戴了五十多年,在他娘死的时候随了葬,放在娘的前襟里,靠近心脏的地方。阿公说他三岁左右的时候去庙里,庙里全是烟火气,他娘用一个银锁锁住了他的脖子,生辰八字留在“娘娘”脚下,点三支香,用井水醮一下额头,再诚心地磕个头,就算认了神明做干娘。

  也许是托了“娘娘”的福,阿公过了十六岁后就像早熟的树苗一样迅速长大,细胳膊细腿变得黝黑结实,有了海上人的骨骼与气象。

  阿公说我出生的时候,蓬草沿着河岸飘舞。他赤着脚从码头跑回来。阿嬷数落他都是做阿公的人了,还这么焦焦躁躁。

  他才四十六岁,好像还有望也望不到边的日子。他可以在码头吃下三碗面条,碗碗见底。他跳上船板的时候,肌腱都在跳跃,他就是码头的聚焦点。家里人都想着阿公会永远是我们家的支柱。

  大梁封顶的时候,阿公一下跳上主梁,绑上了红彤彤的绸带。酒席上,将六岁的我架在肩头,我俯视着满座宾客。他们用硕大的海碗朝我敬酒,一碗接着一碗,只有脸上的红晕透出一点点醉意。

  “李家的船后继有人了。”

  从16岁阿公抛下第一根粗绳开始,盐粒沿着船板的缝隙生长。老子传儿子、儿子传孙子。

  孤儿寡母是不容易立住脚跟的。

  但阿公没有老子教他,他在码头帮阿叔阿伯搬货,吃最粗的饭,观察着长辈们不经意流露出的谋生技巧。叔伯们说,哪有什么谋生技巧,就是靠吃苦。到鱼多的海洋捕鱼,披星戴月,几个月地不着家,承受内心的煎熬,换一碗酱油饭和一家的温饱。话是沉重的,但实情也八九不离十。长辈们总觉得要吓唬这个年轻人一下。“谁叫他吸引了那么多码头上的女孩子。”贤人叔说道。

  阿公舔了舔嘴唇,说:“我可以。”于是,16岁的阿公就做了贤人叔的伙计,跟着他的船出海。

  阿公至今仍爱码头的酱油饭,虽然这饭咸得要命。

  阿公那时候很小,离家几个月之后就想娘,望着黑魆魆的大海偷偷地哭。贤人叔总会悄悄地坐在桅杆下,点上一颗烟:“海上人是硬心肠的,等你长大些,就不会轻易掉眼泪了。”阿公不知道为什么贤人叔安慰人的话也这么硬邦邦。

  在夜里,或者说在想娘的夜里,阿公听贤人叔说着海上光怪陆离的故事,每听完一个故事,阿公总是问:“是真的吗?”贤人叔只是笑,不说话。

  “听说过‘卖儿不摸头,摸头眼泪流’吗?船公家都是要有男丁的,海上太苦,女人不能来。那时候时常有军舰停在溪头。”

  “那军舰和船家又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哩。”

  “到底是什么?”

  “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阿公很想问个仔细,但他总觉得是自己脑子笨,既听不懂话,也问不出好话。

  阿公差不多用了四年时间,学会了祖祖辈辈粗糙的谋生方式,他要从海里挣出一生的温饱甚至幸福。他考了三次才考出船主执照,他娘总说他笨,阿公觉得自己的确是笨,看书看不了三分钟就开始犯困。两个人给“娘娘”上了一炷香,还喝了点酒。阿公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他娘在发光,除了那天。

  人老了就是看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去。贤人叔因为风暴罹难,死于他说的地狱般的海上,尸首冲上岸的时候,他手里还握着一颗烟。出殡时,没有孝子贤孙担幡买水,蓝眼睛的五叔说这是凄凉的景况。

  阿公的娘死的时候,我已经七岁,一口痰堵在了她的喉咙,在一个闷热的午后,悄无声息地离去。阿公说这是喜寿,他阿娘孱弱的身子终于可以休息了。阿公在葬礼上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塑料酒杯几乎被他捏到变形。他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说他再也看不到海岸上他娘细长的身影了。她总是握着手,凝望着大海,她担忧了五十三年,或许比这更长,看神台上积满的香灰就知道了;也再也喝不到那种酸涩的青红酒了。头七的日子里,院子里安静到窒息,我趿着拖鞋从二楼走过都担心吵到别人,只好光着脚走路。阿公日夜在厅堂里守孝,棺材后放着两块巨大的冰块,那时恰好是初夏。脱了孝服后,阿公明显瘦了一圈。头七后的几天,阿公带我去了码头。叔伯们都渐渐不在船上了,有的离世了,有的干不动了。码头上的后生都喊阿公“叔、伯”,也再没有什么人吃酱油饭了。开了几十年小摊的云姑说酱油饭卖不动了,年轻人嫌它又咸又单调,她就把酱油饭加上几块豆干、青菜、卤肉,变成便捷的码头套餐,少不了的还有冰镇汽水。

  阿公说,真正厉害的船公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经验,在于望一望海面就可以判断出鱼群所在,从而带领船队捕获大量的鱼。他往海面上望了许久,说:“眼神不济了。”看着阿公凹陷的眼窝和渐渐蒙上阴翳的眼睛,我不得不相信诊所医生劝告阿公的话:“你年纪大了,别太辛苦。”他将听诊器放在阿公的胸口,我透过窗口就看得到些许松垮的皮肤。

  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船公,闲暇的时候,他们三三俩俩地坐在杂货铺或活动中心,更老的人,就常常坐在自己家门口,等着别人来串门,有的拿着一台收音机,望向海,望向似乎仍旧透露出蓬勃生机的地方。而他们其实已经永远被留在海上,无论有没有遇到风暴,有没有捡回躯壳。

  年轻的船公是三天两头不着家的。我也怀念阿公轻捷的身骨和从不需要休息的经历,即使通宵的酒宴也不会让他疲乏。在新年时,阿公担着游神轿,大声地喊着号子,他喊一句,人们跟着喊,喊得越大声,来年就越风调雨顺。他就像执着神器的庙里金刚,说一不二,充满威信。鞭炮屑、香灰、尘土、酒气都留在阿公的袄子里。年三十晚,就会煮上一锅柚子水,所有的气味都可以涤净,只有海上的咸腥味永远洗不干净。

  那次出海的海风很大,夹杂着水气,所以上岸之后我就病倒了。阿公又担心又难过。他心里一定在想:孩子们是何时变得如此孱弱?小时候人们总会问我:“长大了要不要做船公?”我说:“当然要了,继承我们家的船并且去很远很远的海上。”现在人们总说:“李家那个苍白的小鬼头怕是做不了船公了,还是念书念到省城去吧。”

  “念书念到省城去。”省城离码头有两个小时的车程。阿公拿着省城的地图看,认真地对我说:“念书念到省城去吧,阿公不强迫你做船公。”我低头不语,看着安静的海面,没有一点声音。那些总让我离去或留下的人,就像幼年时柳条轻轻地打在我的胳膊上,隐隐作痛。

  码头对岸是一个很大的垃圾场,所有没用的东西都会被拉到上面焚化,甚至巨型的船骸,每当那里冒起黑烟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肃穆。我看着窗外的黑烟,停下了筷子。

  “快吃啊,怎么停下来了?”

  “阿妈,乌漆漆的烟会不会被我吸进身体或者吃下肚,或者化为雨?”

  阿妈拉上窗帘:“食饭啦你,话怎么那么多?”

  可是白米饭上明明沾了很多黑灰,大人们都看不见。垃圾场比火还要炎热。有一次,阿公不小心被烟屁股烧到了手指,那块被烧到的皮肤就变得硬硬实实,疼了三天三夜。“这只是小火,就能让人疼痛。如果是大火,就可以焚烧森林,海上的船只,还有人。”阿公常年抽烟的两只手指变得蜡黄,连同指甲盖。我问阿公,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戒掉烟瘾,如同杜绝小火?他说:“疼痛还是需要的,火也是需要的。”阿公到角落里去抽烟,用手笼着火焰,火光照亮了他极为清癯的脸,骨骼分明。

  外面一阵汽笛响起,又有一批船要返航,阿公踌躇着看向窗外。

  阿公到了七十岁就总是说,关于他的一切最后都要一起埋进棺材。我总是说他别老说死亡,太晦气了。他在床上躺了十年,后来说的话越来越含混不清。

  那些年轻黝黑的船公在码头喊着号子。还好我见过阿公强壮的肩膀,那些后生根本比不过他。“娘娘庙”里的香火依旧旺盛,但是即使仰仗着菩萨的庇佑,每年仍有十几个人回不来。阿公临终前几天让我去庙里把他寄命的银牌取回来。庙里烧香的婶娘们总会问:“你是木水的孙子吧。”

  “是啊,我是木水的孙子。”

  庙堂上正咿咿呀呀地上演着地方戏:一个女人铰断了她长长的头发,木桌上的蜡烛也打翻了。坐在台下的老人明明看了那么多遍,看到这个场景,仍然忍不住拭泪。

  临终的那个下午,阿公说想睡午觉,到了傍晚,阿嬷去房间喊他吃饭时,后厅爆发出痛哭声,我就知道,我的阿公走了,回海上去了。




(作者系中文系研究生)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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