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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洁:东哈莱姆的见与证——曼哈顿的精神与玫瑰


发布时间:2018-04-18

  我在第三大道高架轻轨的北面兜风,一路看着摩天大楼缤纷掠过。离开市中心模糊的街道,我会驶向一个比一个贫困的街区,路上的汽车也越来越少。距离半里长的一家家光彩夺目的婚礼用品商店几步远的地方,住着被遗忘的人们,在这座银行家之城中,他们随波逐流、漂进贫困。这是城里最暗淡无光的地方。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47年,《纽约的雨》


  我在冬天的“东哈莱姆”住下,在五条大道和四十多条街巷的阡陌里,包裹严实地逛荡了三个月。每个“扫街”回来的傍晚,从纽约地铁6号线110街站台出到地面,我总遇到把在出口问行人讨要一美元的那个中年妇女,对面街口常在的是一个拄着拐杖要咖啡钱的白胡子男人。他们的背后,杂货店门上显眼的位置贴着“接受电子福利转账(EBT accepted,作者注:困难群体在美国“食物保障计划”支持下可以通过福利卡转账获得免费食物)”几个大字,熟食店晃眼的灯泡照在一列列炸鸡腿上,面包店里的杯形蛋糕装饰着过分艳丽的奶油。在肤色暗沉操着西班牙语的人流里,我总会莫名的想起七十年前的加缪。和他一样,我只是个“局外人”,游弋在这座岛屿上恐怕仍旧“最暗淡无光的地方”。

  不同的是,加缪来纽约是为宣讲他的主张,此地无非走马观花而已;而我则想来了解这里人们的想法,所以选择在东哈莱姆小住。每个大都市都残留着可能会转瞬即逝的老旧城区,它们因为尚未被政府或者开发商觊觎,还保持着原初自然生长的样子。我总以为,这样的地界也该是人类学关注的“田野”,毕竟城市已然是越来越多人的原乡,而旧城当然更是新都的原乡。这些具有与生俱来品质的社区带有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支撑了将公众组织起来的具有社会用途和文化意涵的脆弱社会结构,激发着人们根源于独特时空的个体渴望,也交织着民众对于各类权力不断侵蚀浸润着记忆与情感的熟悉景观的焦虑。


欢迎来到“西班牙哈莱姆”(Welcome to Spanish Harlem)


  连纽约人自己都说,“东哈莱姆”(East Harlem)恐怕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最后的“老街坊”了,当地人叫这里“艾尔·巴里奥”(El Barrio),西班牙语的字面意思就是“街坊、邻里”。它位于纽约的曼哈顿岛上,哈莱姆河成为它东面和北面自然弯曲的边沿;西面是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南面的边界则是第96街。


东哈莱姆行政区划略图。粉红色区域为东哈莱姆。数字标注的是文中所涉墙画的所在地。


  贫富一街之隔,96街以南,就是以奢华高贵著称的所谓“上东区”了。虽然名称上叫做“东哈莱姆”,但是与西边相邻的“哈莱姆”并没有直接关联。只要上街走一走,就能区别开来:上东区是逛不完的高档商场和高雅博物馆,路上多是穿着考究的白人和被雇佣者牵着遛的各类名狗;一路往北则是密集的杂货部和成片的廉租公屋(public house),迎面较多是拉丁裔(Latino)的棕色面孔;紧邻在西边的哈莱姆区被视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与文化之都,街边总有很多黑人站着用英语或法语闲聊;但在东哈莱姆,不少杂货铺、药房和快餐店的服务员是听不懂英文的,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


涂鸦名人堂,1980年建立至今,作者为纽约和周边地区年度涂鸦比赛的获胜者。位于公园大道东106街和东107街之间。


  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像销售绿色食品的 “天然食物”(Whole Foods)这类符合中产阶级口味的品牌连锁店开进了东哈莱姆,就像它的邻居先走一步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计划一样,城市的升级改造也在加速改变东哈莱姆的原貌。它的范围正在缩水,虽然行政区划上是以第五大道为西界,第96街为南沿,但是恐怕要往东北缩进不少了。

  这是我这个冬天扫街的结论。第五大道以东、第三大道以西、96街以北和100街以南的区域是几乎找不到墙画(Mural)的。这是个实在的证据。只有再往东北去,街面上才时不时地会有大小不一的墙画撞入眼帘——东哈莱姆以墙画出名,这名声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毕竟管理精细的高档社区容不下涂鸦,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以画代言的习俗;但东哈莱姆有这个传统,这里穷,对市容没什么洁癖,也没有他们的南邻那么严格的居委会,怕是纽约最后的露天画室了。经年累月,加上其深厚多元的社区文化氛围,使东哈莱姆的街头艺术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赢得盛名。甚至有人专程到此飙技,“涂鸦名人堂”(The Graffiti Hall of Fame)占据公园大道(Park Avenues)附近的两面墙,由于墙面紧张,为了争夺一席之地,年轻的画师们从1990年代开始,每年聚此必有一战。这些大马路沿街的墙画,既非商业广告,也不是宣传海报,出自知名或者不知名的民间画师之手,他们的画作因而也带着某种与街区相伴随的“原真性”。面对它们,总有注视东哈莱姆眼睛的错觉。


悬挂着的装饰性的波多黎各自治邦旗和美国国旗。此处为第三大街1896号。


  60岁的斯蒂芬是建筑商,第三代意大利裔老纽约客,觉得“东哈莱姆”这个名字一定是房地产商给改的,他揶揄说,名字一改就能成时尚地标了?他还是叫它“西班牙哈莱姆” (Spanish Harlem),他还记得他的父母叫这里“意大利哈莱姆”(Italian Harlem)。这个街区看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移民。最早移民到此的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十九世纪末第一批意大利人来到这里,他们在这个街区留下了圣卡梅尔山圣母教堂等遗迹;吉诺维斯家族(Genovese Family)在此成立黑帮,电影《教父》里可以看到不少影子。一战和二战后,意大利人升迁到纽约的其他地方,这个街区随即被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进驻,目前这里仍是纽约市最大的拉丁裔社区之一,移民来自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古巴和墨西哥等西班牙语地区,他们把拉丁美洲和南美的街头绘画传统带到了纽约,成为这个大都市里热情的墙画创作者。目前波多黎各人大约占这个社区人口的一半,所以大街小巷悬挂的波多黎各自治邦旗随处可见,墙画上最多的符号也是随心所欲的邦旗图案,人们从这些旗帜和图案里感受得到他们强烈的“在地感”:这里是我们拉丁人的,“欢迎你们来到西班牙哈莱姆”(Welcome to Spanish Harlem)。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华裔从曼哈顿下城搬到这个更便宜的社区,中餐外卖店已经三步一岗。


欢迎来到西班牙哈莱姆,多名作者,创作时间不详。位于东103街与公园大道的东北路口街心花园内。


  我确实看到较新的墙画上写的是英文的“东哈莱姆”,当地居民惯用的西班牙语自称倒是一直未变;左下角重现的是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的代表作,右下角画的是旁边北铁火车(Metro-North Railway)的轨道桥,画面上除了标注了公园大道和116街路口这幅墙画所在的小店聚集地外,也记录了临近的两幢居民楼2014年因煤气管道爆裂而坍塌的事故。对社区的认同感明白无误地溢出来,但是如果细究,恐怕不少细节都不可能令人欢愉。但这大约才是东哈莱姆墙画的格调:所有经历,都是见证。


东哈莱姆,作者不详,约在2014年至2017年间。位于东116街与公园大道的西北路口,高层建筑外墙上部。


东哈莱姆是不是格尔尼卡?(Homage to Picasso)


  毕加索是西班牙人,1937年他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了装饰壁画《格尔尼卡》(Guernica),描绘了德军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轰炸后的平民惨状。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哀嚎的母亲、身残倒地的战士、濒死长嘶的瘦马……111街红色砖墙上有一幅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幅控诉法西斯暴行的不朽之作,右下角还写着《致敬毕加索》(Homage to Picasso),但画的显然是纽约——画面四分之三列的位置上,拉丁裔典型的深棕色头发加重了压抑感,洋基队( New York Yankees)的棒球帽坐实了这就是纽约。1996年,刚从康奈尔大学美术专业毕业不久的詹姆斯·德·拉·维加(James de la Vega),受以“希望社区”为名的非盈利组织的委托,创作美化社区墙面的装饰画。年轻气盛的詹姆斯对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社区爱深责切,直言不讳地重绘了美术史上那个振聋发聩的控诉:不是炸弹,而是毒品、暴力和贫穷,蹂躏着这里的邻居,格尔尼卡就在我们的脚下!


致敬毕加索,詹姆斯·德·拉·维加于2004年绘制。位于东104街与莱克星顿大道的东北路口。


  东哈莱姆曾经毒品泛滥,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缩影。“毒品是魔鬼”(Crack is wack)至今还在128街室外手球场的混凝土墙上,连带这个运动场也被纽约公园与娱乐管理局用画上的这俚语给重新命名了。这可能是纽约最著名的一幅墙画了,不仅是因为它位于高速公路从东北进出曼哈顿的必经路口,可见度极高;而且更由于这幅画及其作者的真实经历恐怕也是当代美国社会史、艺术史和传媒史的最佳教案。后来位居全球街头艺术家至尊地位的凯斯·哈林,事业初期有一名染上毒瘾的天才助理,叫本尼(Benny),但本尼没有保险,医院不接收,政府不能提供任何戒毒的机构和措施。想帮他的哈林走投无路,在1986年的某个夏日,开着租来的货车,载着扶梯和橙色荧光颜料,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一天之内画了正反两面墙。在短暂的和平围观后,警察逮捕了他。当时适逢里根总统发起“向毒品宣战”运动,这幅墙画的出现引得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在内的大量媒体蜂拥而至。《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联系采访哈林,方知作者被捕,舆论大哗。当时力主“反毒品反涂鸦”的市长爱德华·科赫(Edward Koch)也不得不表态,“是要给哈林找个画画的地方了”,以致开庭的结果只是被罚一百美金而已。戏剧性的是,这幅画随后被当地人恶搞涂改成支持毒品的版本,公园职员慌不择路,索性把整个墙面涂成了灰色;又觉得不妥,联系哈林是否愿意再画,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样子。这幅画和他之后创作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系列公共艺术作品,将政府回避种族隔离、艾滋病防治和毒品泛滥的懒政丑态暴露在阳光下。1990年,31岁的哈林因艾滋病离世。然而,他的展览每天都在进行着,因为他创作的媒介,是这个城市;它们不仅涂抹在墙壁上,同样渗入城市的肌理。


“毒品是魔鬼”文献照片(南面,首版和第二版),凯斯·哈林(图7-1中的人物)于1986年首绘,位于东128街和哈莱姆河车道(Harlem River Drive)之间的“毒品是魔鬼”手球场内。由于附近市政道路改建,该墙画目前被遮挡保护,无法拍摄最新照片。文献图片来源于凯斯·哈林基金会(Keith Haring Foundation)官网。


“毒品是魔鬼”文献照片(南面,第二版)


  档案显示,向最终用户分发毒品(主要是低浓度的“白面儿”,Crack指的就是这一种)主要发生在以纽约为首的城市低收入中心区,毒品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必有的成分,暴力和欺诈成为常态,并进一步加快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哈林艺术高峰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各大城市的毒品滥用爆发性流行,导致暴力犯罪升级和更为强硬的警察执法。很多当地老人都说,如果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像我这样晚上独自上街是不可想象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是很不安全的。我以为历史已经过去,直到我看到了布噶(Booga)的像。这个年轻人的面孔占据了杂货铺的整面侧墙,我留意到他不到24岁就死了。地上几十只蜡烛都有点燃过的痕迹,左边一棵塑料圣诞树遮挡了一行文字,挪开发现写的是“停止暴力”。正在我狐疑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搭讪,她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英文告诉我,这个布噶就住在対街的那幢公屋里,他们在电梯里见过,后来他被警察开枪打死了。他的生日在圣诞节,所以有不少邻居和亲友这些天都来看过他。但她不知道他的死因。这会是又一起平民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案例吗?循着画面上给出的蛛丝马迹,我在2012年4月13日的《纽约日报》上找到了新闻:鲁道夫·怀亚特(Rudolph Wyatt)诨名布噶,12日午间持枪抢劫离家很近的一家药房,抢得三百美金现钞并勒令药剂师给他两种三十毫克高度致瘾的止痛药。在店员按下报警暗钮,巡警搜捕的过程中,他三次扣动扳机,但都卡膛。恰有配枪退休警察经过,从马路对面将其当场击毙。我还找到另外一些信息:布噶是当地黑社会“血”帮“只管要钱”支队的成员,之前曾11次被捕,还被怀疑:在此次案发前一个半月间在纽约的2个区4次抢劫药房(毒品),在另一个州6次枪击一名19岁的少年;在东哈莱姆,9次枪击同一受害者,向另一人点射而致其背部和面部各中15枪和10抢。他的父亲在一起驾车枪战中被击毙,他的叔叔在警察追捕时从楼顶坠亡。我甚至在几个网站上找到了事发时的视频,后面的跟帖更引起了我的关注,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这种恶棍还在街上晃悠,是因为没人愿意付一年五万美金把他们逮起来。但愿在他们带走更多无辜者之前就在作恶时被击毙吧!”“如果退休警察是白人,我盼望他以后还能执法,但要趁着媒体还没有改变风头。”“在美国每年平均有1200人被警察谋杀,而英国警察24年间只杀了55个。美国警察真是几天干过人家几年啊!”这就是众声喧哗的东哈莱姆:布噶在105街的画像,写着“就这么晃悠下去吧”和“他永远荣耀地活在后来者的心里”,时不时还有蜡烛在烧;这条路也是巡警的工作路线,警察和辅警在这个街区密集巡逻;119街的那间药房继续营业,警察做掩体的对街加油站还是车来车往;三名疑似是被布噶枪击过的受害者都还活着,其中两名就住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政府提供给赤贫者的最廉价的公屋里。


布噶纪念肖像,作者不详,于2012年绘制。位于东105街与第一大道的西南路口。

新闻照片“抢劫者陈尸第一大道和109街路口街沿”,原载2012年4月13日《纽约日报》(New York Daily News),摄影者为霍华德·西蒙(Howard Simmons)。


  你得直面东哈莱姆的这些逻辑。我眼见着一幅墙画出现在暴雪之后一步之遥的街口——“你们论抢,咱就使枪”(You loot,We shoot),西装革履的白人戴着“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胸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最大黑帮“拉丁王”所为。毒品、暴力和贫困总是交织在一起,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截至2012年的数据仍旧显示,东哈莱姆是纽约市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少女怀孕、艾滋病、药物滥用、无家可归和哮喘发病等比例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我采访到的两名社工都证实,在她们工作的2016年,东哈莱姆有22个戒毒治疗项目、4个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和4家生活救助站。


你们论抢,咱们使枪。作者不详,2018年绘制。位于东110街与第二大道西南路口。


  失学也因此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大问题,“书本与孩子”是这个街区多幅墙画的主题。较大的这一幅是去年的创作,选择的三本书恐怕也对应着此地青少年的教育顽疾:《没有图画的书》,这是一本由知名滑稽演员编写的亲子朗读书,曾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居首;《帮助儿童学数学》,这本小学生的数学辅导书到2014年已经有了第11版;还有一本书是绘本《巴拉克·奥巴马:承诺之子、希望之子》,文字和插图作者都是获得过美国图书馆协会奖的非裔美国人。这幅墙画让我想起引发“希望工程”的那幅著名照片《我要读书》,一样难忘的大眼睛。我在图书馆借到当地青少年的摄影集,配了诗,有一首说:“我不谈论,因为我不想被谈论;不管人们说什么,关于我的面容。我不那么天真,我不那么勇敢;但我确实需要勇气,酷酷地走开去”。1997年还在写诗的少年,现在该是接近了不惑之年了吧。


未名,作者不详,2017年绘制。位于第二大道东112街和东115街之间的东边。


东哈莱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


  62岁的曼纽尔·维加(Manuel Vega)是波多黎各的第二代移民,他在东哈莱姆的街头长大。我采访他,是在社区平价租给他的一间街面房里,他被允许在这里开办三个月的工作坊,平价教居民做马赛克玩儿。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仅仅这个街区里我就找到了他十多幅墙画和马赛克作品。我问曼纽尔,这里最有名的墙画是你画的吗?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把我拉到了莱克星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路口,四层楼高的《东哈莱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赫然眼前。


东哈莱姆的精神,汉克·普鲁斯和曼纽尔·维加于1973年至1978年首绘,1999年由曼纽尔·维加修复。位于东104街与莱克星顿大道东南路口。


  1973年,尚在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研读应用艺术的未来设计师和建筑师汉克·普鲁斯(Hank Prussing),带着当时只有17岁还是学徒的曼纽尔,开始创作这幅作品,历时5年才完工。1973年夏天,普鲁斯在这个街区拍下了邻居们的很多黑白照片,如今人们还可以在这堵高墙上的53幅肖像里,依稀辨识出他们:那位牧师、那个寡言的酒窖老板、那个天天抱着弟弟转悠的姐姐、还有裤兜里插着双节棍的李小龙的粉丝、那个艺名叫“闪电”的西班牙语摇滚歌手……1999年,因墙体剥落,曼纽尔着手修复东哈莱姆的这个地标,现在看又有点褪色了。这个街角还保留着城市的传统尺度,柴米油盐仍旧步行可达。曼纽尔说,“这幅纪实的作品,如今倒成了对1970年代社区的致敬了。不过,一直以来,东哈莱姆最有意思的还是这里的人”。


安托妮娅·潘多加纪念马赛克肖像,曼纽尔·维加于2002年制作。位于东117街与第二大道东北路口。


  拉丁人有为亡者画像的习俗,在东哈莱姆街上不难看到。曼纽尔就为社区做了不少名人像,由于他对马赛克工艺的偏好,使得灰暗的街道上不时闪现出明丽的色块。安托妮娅·潘多加(Antonia Pantoja)的马赛克像足有一人高,胸前挂着1996年克林顿总统颁发给她的“总统自由勋章”,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波多黎各女性。22岁移民纽约的安托妮娅,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1961年创立了“励志社”(ASPIRA),现在已是最大的为拉丁裔青年提供职业和学业指导以及财务及其他援助的非盈利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美国的六个州和波多黎各都设有分部。1970年,她创立了以拉丁裔成人教育为主的私立玻利奎阿学院(Boricua college),在纽约有三个校区。1972年,在她的支持下,励志社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为拉丁裔学生提供过渡性的西班牙语课堂教学,获得通过,这是美国双语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02年安托妮娅去世,同年她的自传《梦想家回忆录》(Memoir of a Visionary)出版。无疑,安托妮娅实现了她作为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理想;但是她作为女性主义者和人权领袖的梦想可能还有未尽之志,她在书中暗示自己是同性恋者,也讨论了为什么之前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曼纽尔用金色的马赛克镶嵌上安托妮娅的名言:“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的社区;是我的全部过往,也是我的所有将来。”


佩德罗·彼得里纪念肖像,詹姆斯·德·拉·维加于2004年绘制。位于东111街与莱克星顿大道东南路口。


  2004年3月,佩德罗·彼得里(Pedro Pietri)离世,詹姆斯·德·拉·维加当年就为他画了纪念肖像。他们和安托妮娅一样,同是“新波多黎各人”(Ruyorican),这是一个原本带有歧视意味的新造词语,专指移民到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或者他们的后裔。要把这位前辈老乡描画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彼得里是诗人、剧作家、波多黎各移民、东哈莱姆居民、越战老兵,重要的是,他是“新波多黎各人运动”(Ruyorican Movement)的发起人。彼得里怀有社会主义理想,主张民族自决,同时他对自己用诗歌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武装革命又是怀疑的。“庸众都是蠢驴”,他不断强调宽容和保持人性的重要性,呼吁知识分子保守思想自由。他对宗教是不甚恭敬甚至是有些嘲讽的,但他自称“牧师”,习惯手握一个巨大的可折叠的十字架,穿着黑色的长袍在社区里特立着独行着。他的葬礼在离画像7条街的“第一西班牙卫理公会教堂”举行,这个古老的教堂曾在1969年,被他年轻时就参加的一个激进青年革命党占领并更名为“第一人民教堂”。在这个教堂里,3岁就移民到曼哈顿的那个少年跟随姨妈,做过礼拜演过话剧;1969年,他第一次在这个所谓“人民教堂”里,朗诵了代表作《波多黎各的讣闻》(Puerto Rican Obituary),有几句非常触目——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来自紧张衰败的街道,那里老鼠生活得像百万富翁;而人却根本没有生活;他们死了,或者从未活着”。25岁的年轻领袖振臂疾呼,斗争、斗争、斗争啊!彼得里的大部分人生都在“与人斗”,他和这场由诗人、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主导的旨在带领劳苦大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文化革命一样,幸与不幸,成败与得失,都很难用一句话来评说。


双翼,1960年代末首绘,原作者不详。1999年由新波多黎各人艺术家联盟和波多黎各社群(Ricanstruction Networks and Puerto Rico Collective)修复。位于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东105街西边。


  曼哈顿东村的“新波多黎各诗人咖啡馆”(Ruyorican Poets Cafe),三十多年后已是当仁不让的文艺时尚地标;“巴里奥博物馆”(El Museo del Barrio),四十多年后的功能也类似了社区俱乐部。彼得里曾经献身的革命仅存着不多的硕果,如今荡漾着的已是世俗的欢快气息。只有在第二大道和105街这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唐·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Don Pedro Albizu Campos)还在冷眼面对着现实的车水马龙。前者可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代中国人都有他“血色浪漫”的记忆:这位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老一辈会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如今他仍是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成了摇滚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偶像;如今的流行文化里他游走东西,傲娇地仰头在时髦的T恤衫上。左边是佩德罗的肖像,这位会六种语言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是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成为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党的主席。他曾因策划武装起义推广美国在波多黎各的政府而被监禁26年。他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相继离世,为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抹上了悲壮的色彩;而这也正是“新波多黎各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呼吁民族自决和劳工权力的十张系列墙画出现在纽约街头,如今剩下的却只有这幅《双翼》(Dos Alas)了,2011年在社区的努力下终于征得了业主许可,作为革命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上面题有拉丁美洲女诗人萝拉·罗德里格斯·德·蒂奥(“Lala” Rodriguez de Tio)的诗句,她曾写道:“起来,波多黎各人!武装的号角已吹响;从梦中醒来吧,战斗的时刻已来临。来吧,古巴人。自由就在前方,砍刀才能带来自由。”每每走过,我总要驻足片刻,这是多少当代中国人似曾相识的路口。


跟上我的节奏,作者和绘制年代不详。位于东110街与第二大道西南路口。


  在新波多黎各人运动中,音乐家是重要的旗手,能歌善舞的拉丁人提供了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上个世纪二十到六十年代的萨尔萨音乐(Salsa Music)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式拉丁音乐(Latin freestyle Music),都在东哈莱姆找到了兴起的温热土壤,1960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一批以铁托·普恩特(Tito Puente)为代表的拉丁音乐流行巨星。这位被称作“音乐教皇”、“拉丁音乐国王” 的新波多黎各人,将舞曲风格的曼波(dance-oriented mambo)乐风和拉丁爵士乐(Latin jazz)糅合在一起,从此“新波多黎各人音乐”(Ruyoricon Music)就从这个街区传播到了全世界。110街如今用这位格莱美终生成就奖获得者的名字荣誉命名,这位东哈莱姆人心中的天之骄子离世已有18年,但是,他还在老地方,敲击着天巴鼓(Timbales),邀约着老街坊们《跟上我的节奏》(Oye como va)吧,恰恰恰(cha-cha-cha,作者注:古巴音乐和拉丁爵士的混合,是铁托的标志曲风)。


110街的星期六,曼纽尔·维拉于1997年设计,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制作,位于地铁6号线110街站台墙上。


西班牙哈莱姆有玫瑰(There is a rose in Spanish Harlem)


  纽约地铁6号线110街站台的每个出口,都装饰着大型的马赛克墙画。1997年受大都会运输署的委托,曼纽尔·维加设计了这个站台的四幅系列作品,取名为《110街的星期六》。当年40岁的曼纽尔把地铁出口处他所熟悉的超市、花店、街道和社区最潮的乐手(包括普恩特的鼓手)都有名有姓地画了出来。如今物是而人非,然而,哪怕是在冬夜严寒的午夜站台,还是能感受到20年前110街夏日午后的闷热气息:大杯的便宜刨冰,可以加各种艳丽的糖浆;消防龙头被淘气的小家伙们拧开冲凉,光着膀子的玩伴在街心赤脚疯闹……东哈莱姆街头,始终弥漫着的,似乎永远都是如此这般“既丑陋难堪又愉悦怡人”的市井味道。


有一朵玫瑰在,作者为莱西·贝拉(Lexi Bella)和丹妮拉·玛斯特莲( Daniella Mastrian),绘制年代不详。位于东115街与第一大道东北路口。


  因为真实,生活就颇有质感。“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说这里是曼哈顿的“恶之花”,不仅没有冒犯之意,还多少有些溢于言表的妥帖。这个纽约的移民枢纽,就曾是一首歌里的花儿,“西班牙哈莱姆有玫瑰,月下水泥街头那一边。柔弱甜蜜又梦幻,燃烧卿卿魄灵魂。让我把她摘一朵,种到花房两相看!”那朵玫瑰在哪里?拉丁裔的和非裔的美人儿,还有墨西哥的亡灵,戴着绯红玫瑰的表情比无辜还无辜。从1960年代黑人灵魂歌手和蓝调大师班·伊·金(Ben E. King)的首唱,到1969年才出生的新生代摇滚歌手托尼·拓奇(Tony Touch)的最新配乐,这首《西班牙哈莱姆》一直都是流行歌手歌坛地位的打卡曲目。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各种语言各种改编,“西班牙哈莱姆黑色玫瑰”、“西班牙哈莱姆蒙娜丽莎”,总之,西班牙哈莱姆成了很多迷惑和迷惘、想象和向往、希望与失望的缘起。


在一起我们可以,位于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东106街的南边。玛利亚·多明戈斯等人于2008年绘制。


  我倒是觉得墙画本身恐怕才是东哈莱姆的爱恨玫瑰,它们土生土长,根植于与之共存者的生活。106街的东面有一座容纳着几个艺术家工作室的建筑,楼下是肯德基炸鸡店。艺术家玛利亚·多明戈斯(Maria Dominguez)带领同一条街上“琥珀特许学校”(Amber charter school)的孩子们,在肯德基的外墙上画了这幅《在一起我们可以》(Together We Can),春光无限,万物和谐。两边清楚地写着包括肯德基在内的6个赞助人(单位)、6位驻场艺术家、10位学校教师、13名参与学生的名字。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愿意想象2008年在这里读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如果今天路过这里,会不会认不得出自己画过的蝴蝶或者青蛙?会去找他们小时候的老师去肯德基喝杯咖啡吗?

未名,罗阿于2015年绘制。位于东108街与莱克星顿大道交汇处的“莱克星顿花园公寓”(Lexington Gardens)外墙面上。


  必须承认,墙画为这个社区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心灵档案馆,不管是如何折射的,它们都是几代人集体认知的见证。每个纽约人都可以在东哈莱姆找到草蛇灰线的关联,它们也因而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移动的记忆纪念碑。2015年,纽约承办国际性的“纪念碑艺术节”(Monument Art Festival),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公共艺术家在以东哈莱姆为主的区域绘制大型墙画。这一活动成功催生了“比激进的表达更有诗意,比纯粹的审美更有远见”的“新墙画主义”(New Muralism),将东哈莱姆的墙画从主题到艺术表现形式,都提升到了世界前瞻性的水平。比利时街头艺术家罗阿(ROA)以他标志性的黑白动物画风在差不多十层楼高的整面墙上,细致白描了四种在地动物,以呼应环保、移民主题并激发对当地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想象。在这栩栩如生的巨大的野生动物身体底下穿行,有些汗毛凛凛。是啊,这究竟是谁的地盘谁的地球?其冷峻前卫,在东哈莱姆一骑绝尘。


左边的作者为“信念47”,右边的作者为塞戈,于2015年绘制。位于东104街和东105街之间麦迪逊大道的西边。


  艺名为“信念47”(Faith 47)的阿根廷艺术家和墨西哥的墙画家塞戈(SEGO)在同一面墙上分别绘制了同一主题的两幅作品,直面移民和欧洲难民危机的世界性难题。塞戈的灵感是自由岛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像,他剥去了神像氧化铜的外衣,用印第安人的鸟羽头饰替代了王冠上的剑芒。这是一幅深刻反思的严肃作品,纽约是否还是那个欢迎移民的历史港口?在印第安原住民面前,谁才是所谓移民?自由是否还可以引导人民?左边镂空描画的,是无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群,鸟儿围成的圆圈下面写着西班牙语的“我们彼此相容”(estamos todos los que cabemos)。作为西班牙裔阿根廷人,“信念47”觉得他的父母当年是择良木而栖。人和动物都有迁徙的天性,鸟儿无忧无虑地飞来飞去,人却被一张纸荒诞地限制着自由;但纽约不失为各种文化共处而并无大碍的范例。

  加缪曾经说,“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关于纽约的这正反两种评价似乎都是事实。纽约是座不折不扣的移民之城,作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Elwyn Brooks White)是纽约人,也是《纽约客》长期的主要作者,他在散文《这就是纽约》里说,是移民点燃了这座“雄心之城”的激情,“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同时,“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这段话与其说是在评说纽约,还不如说是在解释纽约的移民之源东哈莱姆?的种种,在解说她的苦痛和她的玫瑰、她的来路和她的去处、她的精神和她的尊严。

  第二大道和117街的东北角曾有一家老旧的墨西哥餐厅,也是一家墨西哥舞蹈俱乐部。外墙上本有东哈莱姆第一幅墨西哥人绘制的墙画,画面据说非常“墨西哥”,模仿了赫赫有名的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风格,有墨西哥人耳熟能详的南方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口号。我去寻访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推土机的轰鸣,连地基都挖出了深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没有办法沿着时光的河溯流而上,这堵墙究竟曾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无法想象。真实的城市是发生过真切的爱恨情愁的地方,我很庆幸在这里还是找到了跨越七十年的片羽光影,借着它们串联出这座城挂一漏万的过往。一座城池于是醒了过来,翻她的老相册给我细看;尽管直面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对于历史的创造者如此,对于历史的后来人也是如此。

  我甚至觉得纽约是因为有东哈莱姆这样的街区,而成就了其作为全球卓越城市的伟大,它为共同体、价值观、人权、移民、民族国家、文化遗产等重要领域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生动的共时场域;也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博弈与宽容、沟通与理解,展现了历时的实践案例;更在最广泛的群体、个人以及他们的生命记忆面前,保守着诚挚的“温情与敬意”。面对开发奇迹们带来的遗忘代价,我更加敬佩且珍爱,东哈莱姆这层累交织、又历历在目的“饱经风霜的容颜”。

  就像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说的:“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


2018年2月26日,作者在“东哈莱姆的精神”墙画前采访修复者与原绘制者之一曼纽尔·维加先生。摄影:崔璨。


  本文图片除有特别说明外,皆由本文作者拍摄,版权所有。拍摄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8日。在调研过程中,斯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协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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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明洁(我校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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