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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杰:袁校长的签字


发布时间:2017-05-22

  编者按:为表达对老校长袁运开先生的追思之情,传承和弘扬老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教育观念,本报特别刊发其生前好友、同事追忆老校长的文章,以与读者共勉。


  4月12日下午,当我在华东师大校友会分会长群里看到了袁运开老校长逝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平静了,心底里那些沉睡了几十年的旧事都一一地被激活了,并一幕幕地展现了开来。我一定要写几笔送送这位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如“救星”一般的老校长。

  把时钟拨回到1987年的秋天。经过了十年本科加研究生阶段的寒窗努力,我终于取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拿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带有袁校长签名的第九号博士学位证书。这是袁校长在自己的证书上的第一次签字。毕业后,我又很幸运地留在了数学系任教。然而,有趣的是我在读博士时一直和同学温克辛共同住一个房间。工作后,由于其他两同事是硕士学位,我就被房产科安排和他俩同住一个房间。这对已经结婚三年的我造成很多不便。这一情况被系里郑伟安老师知道后,就把它提到了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袁校长听到后也觉得很不合理,马上责成有关部门安排解决。在校长的关心下,我终于获得了位于河西食堂旁边的教工宿舍里的一间六到七平方米的单间。在当时的上海这应该已达到了住房面积的平均水平。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袁校长的“恩泽”。

  第二年的春天我被聘为讲师,聘书上面又有袁校长的签字。如果说这两次的签字是袁校长对我十年寒窗所取得成就的“例行”签字,那么袁校长为我第三次签字就很不寻常了。

  1988年初,教育部新出台了出国留学“凭票供应”政策。所谓“票”就是教育部的一份特制表格,拿不到这份表格就不能出国,不管是公费公派还是自费公派(也称单位公派)。为应对这一变化,当时的系主任邱森就让我出任外事秘书。这兼职一方面我可以替他开一些例行性的会议;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我已在美国申请资助出国深造,他让我自己直接了解新的政策。但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作为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很难获得出国留学机会。

  在四月底的一个上午,我导师曹锡华先生在代数教研室找到我。他说:“昨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Va)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你已被他们录取了,可以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了。”我当时跟曹先生说:“国家卡紧了出国留学,我大概走不了。”曹先生回答道:“我们一起来努力。”半个月后,我收到了UVa的正式邀请信。明知自己不在学校的名单上,我还是兴冲冲地拿着信到师资办说我要申请出国,得到的回复也在预料之中。

  但几周后的一天,我被告知师资办的同事找我。他告诉我:“你准备出国吧,校长签字特批了!等教育部表格一到,就可以办手续了。”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带着疑问,我来到了曹先生的家,告诉他校长批了,有希望出国了。曹先生早已知道此事,他接着说道:“我找校长五次,有两次还在他的病床边上,我就跟他说这是我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国外拿到资助,你一定得签这个字,让师资办放行。”袁校长非常理解曹先生的用意,最终签字特批了我的出国申请。他也请曹先生理解他的难处,并对曹先生为了此事多次来访表达了歉意。

  听完曹先生的一席话,我从心底感激曹先生和袁校长。我从来没有单独见过袁校长,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学校里少说也有几百位。他刚让我住上了一个单独房间,又尽力帮助和扶持青年教师。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实乃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幸!我人生的转折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回想起来,袁校长的三次签字就好像为自己画好了人生道路上的轨迹。从华东师大获得博士学位到留校并被聘为讲师,最后又在他的特批下赴美深造。在贵人们的照应下我真是很幸运。赴美后我也下决心不辜负导师和校长的期望,紧紧抓住了这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努力工作,持之以恒。从UVa到柏克莱再从Oklahoma到悉尼,我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在提高,并让自己成功地就职于一所世界百强的大学,职位也从讲师,高级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相较于那些来自于耶鲁大学、牛津大学、MIT的同事,我这华东师大的博士毫不逊色。我经常会自豪地说:“我没有辜负曹先生和袁校长的期望;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张海外名片。”(我太太经常调侃我说:“你就自吹吧!”)

  袁校长,这张名片的制作有您的功劳,是您的远见成就了这张名片。作为您曾经的学生,我会努力做好这张名片,努力提升华东师范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袁校长,学生永远怀念您!我们澳大利亚的全体校友永远缅怀您!



(作者系我校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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