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NU主页 | 在线投稿
您的位置: 首页  文脉廊

汤涛: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发布时间:2017-06-07

  1937年底至1946年9月,大夏大学西迁贵州八年。对于大夏在贵州的地位,当地学界有一句很中肯且包含感情的评价:“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贵州学者为何将西迁的大夏师生,与五百年前入黔“龙场悟道”、培养“黔中王学”的阳明先生相提并论?盖因大夏在黔八年,成为抗战时期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本土联系最紧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夏三省四地的艰难西迁

  大夏在贵州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延续了中国文脉,保存并培育大批文化精英,贵州对中国教育做出了宝贵贡献。1937年8月13日“淞沪事变”爆发,光华与大夏、复旦、大同等大学会商呈请教育部设联合大学,迁移内地。之后因大同首先退出,联大计划变更。光华继大同之后也退出。是年11月,大夏、复旦西迁庐山,成立抗战期间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年底,由于南京失陷,仅仅在牯岭复课三个月,教育部又下令让学校迁往重庆。1938年夏,由于师生众多,校舍紧张,两校决定分开。复旦大学留在了重庆,大夏则迁往贵阳。

  在贵阳的大夏,最初租用当地讲武堂上课,嗣后打算兴建校舍。1939年贵州省政府拨贵阳花溪公地,加上当地人士的捐赠,共有1000余亩。1940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但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需要一提的是,1942年2月,教育部拟将大夏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遂奔走各方与各校董商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保留大夏原名并维持其私立性质。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被迫迁往赤水。王伯群校长因劳累成疾,12月于重庆逝世。孙科主持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次年3月,大夏师生和公物到达赤水。赤水地方人士与教育界同仁热情赞助,立即让出文昌宫大庙给大夏做校本部,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女子中学都分别借给大夏一部分校舍,首先安置好教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厨房、饭厅、学生宿舍,在短短一个月内便正式上课。大夏在赤水招生,1945年秋季入学学生增至1232人,次年春季招生,在校学生达1797人。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1946年5月大夏开始回迁,于10月返回上海。

大夏黔校是一所完备的大学

  大夏是迁黔最早、在黔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抗战前贵州没有大学,自从来了大夏及其他内迁大学,贵州人从此不必非得到外地求学,在贵州就可考入名牌大学。大夏及其他内迁大学全面提升了贵州高等教育水平,并推动教学、科研发展。

  大夏此时拥有黔校和沪校,仅就黔校来说,是一所相当完备的综合大学。大夏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共5个学院22个系,同时设有师范、教育两个专修科,社会、文史、政治3个研究所,以及大夏附中、重庆附中、南宁附中等。大夏师资力量雄厚,有教授、副教授 50余名。如文学教授谢六逸、李青崖、钟泰,外国语教授黄奎元、关彩琪、刘行骅夫人(美籍)、保骏迪、张光年,史地教授翦伯赞、周谷城、梁园东、叶汇、王守诚,社会学教授吴泽霖、陈国钧、梁瓯第、张少微,政治学法律学教授谌志远、钟跃天、高承元、葛受元,经济学教授金企渊、赵兰坪、刘行骅、张伯箴,数理化教授夏元瑮、陈景琪、谢仲武,教育学教授马宗荣、邰爽秋等。

大夏在四大层面促进贵州现代化进程

  大夏作为一所现代化的新式大学,对贵州现代化有四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大夏校友先后担任贵州教育厅长。随大夏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抵达贵阳后,他们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特别是教育活动。两任贵州教育厅厅长欧元怀和傅启学均来自于大夏,尤其是欧元怀上任后即着手对贵州的教育进行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1940年5月,他首先将教育厅原有的“三科两室”进行调整:第一科专管中等教育(兼理高等教育);第二科专管国民教育;第三科专管社会教育;秘书室掌理总务;扩大督学室组织,增设编审室等事宜。欧元怀还订立了以培养地方建设人才为目标,以“质量并重为原则”,即“中等教育质量兼顾,国民教育先求量之增加及普及,再求质之改进充实”,推进国民教育的教育方针。国民学校数量至1944年底已达8770所,较之1940年的3905所翻了一倍。而对中等学校注重质的改进,“以期与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国防与生产事业各方面之需要相衔接”。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教育改革措施。首先,加大经费的投入,充实各校教学设备。在1942年全省中学教育经费达到近180万,较1940年翻一番。其次,在教员方面,提高教师待遇。另外,对教学成绩进行考察。

  大夏成为贵州师大前身和贵阳大学一部分。1941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在贵阳成立,为了充实新学院的师资力量,教育部把大夏的教育学院与师范专科划拨给了新学院,成为贵州师大创校的基础。1940年,大夏原有的讲武堂旧地不够使用,王伯群多方游说募捐,筹得资金在花溪辟地为新校址,暂解燃眉之急。大夏迁往赤水后,其校址成为贵阳师范学院的校址。大夏在花溪建的校舍,后来也成为贵州大学校舍的一部分。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设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大夏回迁上海后,这所中学仍留在贵阳,后来并入贵阳一中,成为贵州最好的中学。

  毕业生遍布贵州各个行业。大夏是内迁贵州各高等院校中招生最多的学校,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6个行政区均有大夏毕业生在重要教育工作岗位。教育学院的贡献最大,毕业生分配到全省各中学任教,使一向缺乏数理化教师的贵州“从此黔省数理教师不虞匮乏”。各县教育科长、中学校长多出自大夏教育行政系和教育心理系。大夏的建筑、土木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法学和管理人才。大夏教务长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一文中写道:“贵州省民政厅颇为借重法学院政治系毕业生,分发担任各县县长或科长,而司法机构,亦多委任本校法律系毕业生担任地方法院院长或推事等职。”

  其二,学术研究服务地方。有研究表明,在大夏迁去之前,只有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大夏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大夏迁来贵阳后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要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社会研究部的日常工作由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吴泽霖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一生研究涉及领域较多,成果卓著,特别以对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陈国钧也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留学荷兰,归国后在大夏任教,在社会研究部协助吴泽霖工作。

  社会研究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该部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其中尤以《炉山黑苗的生活》最为重要,该文为吴泽霖等受民国政府内政部委托调查的成果。《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社会研究部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大夏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也让贵州人认识了自己,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大夏教务长、社会学家梁瓯第后来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即榕江师范)校长,对民族教育多有贡献。

  社会教育家马宗荣在大夏期间,出版了《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社会教育入门》等30余种专著,对我国社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作用。大夏社会教育系的毕业生分到各县建立民众教育馆。北大并入西南联大后新闻系停办,抗战期间存在的只有谢六逸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大夏新闻系。

  其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抗战期间,王伯群校长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大夏开设盐务专修课等,为贵州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中回忆道:“贵州商业向不发达,自大夏商学院迁黔后,王伯群校长认为银行为各种事业之母,乃倡导银行事业,促进国际贸易,并自兼聚康银行董事长,因此地方商业日渐繁荣,通商惠工,不亚京沪。”

  其四,推进贵州文化建设。日本侵华,不但侵占国土,也企图毁灭中国文化。大夏的西迁,带来了文化的迁移,为国家和民族延续了文脉,保存和培养了精英。这是贵州对抗战做出的贡献。同时,内迁贵州的学校,在这方相对安静的沃土得到休养生息,同时也改变了贵州的文化面貌,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贵阳文通书局在解放前是贵州省最大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同时也是贵州最早引进和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是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等齐名的七大书局,仅出版的报纸就有50至60种。大夏总务长马宗荣和文学院长谢六逸对文通书局的贡献不小。1942年,他们主持的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了112名编审委员,汇集了抗战时期各学科的带头人,先后编辑大学丛书、教育家文库等各种新书数百部。在马、谢执掌下,文通书局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大夏教授曹未凤翻译,凡12册,包括《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暴风雨》《凡隆娜二绅士》《如愿》《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汉姆莱特》《冬天的故事》《错中错》《无事忙》等,是我国最早的译本)《经验与教育》《中国新文学教程》《鸦片战争史实考》《民众营养》《贵州苗夷研究》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书籍,为贵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1944年,大夏迁往赤水时,赤水没有报纸,消息闭塞,大夏自制收音机,成为当地第一台收音机。学生收听广播,做出记录,编印张贴《大夏快讯》,增进当地与外地的交流和沟通。在贵阳办学期间,大夏师生业余宣传抗日、扫盲、科普、演出。在教书读书的同时,师生走出校门,积极投入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中。1938年6月,大夏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发动全校教职员工500余人,组织成立农村宣传队,分九队赴贵阳县各片区进行宣传,动员全体民众,参加抗战救亡工作。1939年5月,全校师生开展了“肃清贵阳文盲”的运动。

  在《大夏校友80周年纪念特刊》上,大夏校友赵振堂写了这么一首诗,可以形象地理解大夏对贵州的影响:

啊,大夏,我的母亲。

你的西迁,是远征,是进军。

你把江南最先进的文化送到西南边陲,

解放了多少文人和学子,

培育了多少鲜花和幼苗!

  当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把孔孟儒学所积累的形上智慧发扬光大,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筑了博大精深的心学核心,而“黔中王门”当是王学向文化边缘地区传播的成功范例。大夏在迁入贵州省的高等学校当中,规模也许不是最大的,师资也非最强的,但正如吴泽霖所言,与其他学校比较,大夏是“与贵州关系较深的”。抗战八年期间,大夏培养的黔籍学生在战后多数留在了贵州,他们秉承“自强不息”、“师生合作”的理念,发扬“三苦精神” (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在艰苦环境中努力奋斗,同舟共济,努力推动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汤涛 来源|档案馆 编辑|王悦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277

更多
热门文章
大夏学术网
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Creativity, Character, Community

华东师范大学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