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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胡晓明:一部西方经典的奇幻漂流与回家之路


发布时间:2017-06-19


  最近,纽约大学董事会主席威廉•伯克利先生(William Berkley),将其收藏的一部大书回赠给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中外文献大事。

  这部大书乃是第一本中文完整版的《教会祷文》(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n Mandarin),同治十一年(1872)北京华美书局大字铅印本,线装六卷,装帧精美,在特制的暗红色摩洛哥羊皮的精装硬面函套上,烫金印有白玉兰花与轮船的图案,是当时的上海城市标志,书脊烫金;里面是中式蓝布函套,内衬大理石花纹纸。内封有译者包尔腾和施约瑟(Burdon, John S. and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的亲笔签名。


《教会祷文》封面上,烫金印有白玉兰花与轮船的图案


从左至右,分别为《教会祷文》第三卷、第一二卷及第四五六卷

《教会祷文》内页

《教会祷文》所载主祷文


  如果从早期的英文版(1549)算起,这部大书从拉丁文到英文,从西方到中国,又回到西方,最终归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它已经漂流了五百五十年了!其背后的故事,有中西古今之争,有复杂传奇的人事,有上海城市的文脉,有珍贵的大学校史,如一口深井,可供深入发掘的历史文化资讯十分丰富。这里限于篇幅与文体,简单解读一二,更多的内涵,只好留待专家研讨了。

  先说书。《教会祷文》最早是拉丁文,内容为基督教在教会里敬拜时的诗歌、祷语和仪文。英国圣公会于1549年将之第一次改写为英语祷文,这标志着《圣经》走向通俗化,务使当地人民了解;同时,一面保存公教传下的礼规、一面须适合时地之需要。这正是整个宗教改革的宗旨所在。一部西方文化史,就是经典不断地通俗化、在地化,贴近老百姓普通生活的历史。

  这部书的翻译花了十年工夫,两位传教士都将此项工作放在首位,因为他们深知,这些文字使他们的教友与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的关系,并由他们的母语直接通过礼拜仪式流露出来。另外一个因素促成了它的重要性。正如研究者斯塔尔(Chloe Starr)所指出的:其中“强调了一种能力,即透过深入地掌握语言以及有关的学问,以致力于理解中文,因为,中国所有的事物,都在中文里面” [Chloe Starr,《通过〈公祷书〉反思晚清,民初中国的教会》,载于Philip Wickeri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香港,2015年),第86-87页]。

  这部第一本中文完整版的《教会祷文》,语言富于韵律,尤其重要的是,全书十万余字,竟然使用了十分成熟的白话文,译者在凡例中说明,为什么要采用“官话”(即普通话)译述的理由,一是百姓能懂,二是“至尊无文”,即在上帝面前,无须“之乎者也”。这表明,晚清白话文兴起的一个重要缘助,一是语言权利的向下运行,二是语言的“由文趋白”必然导致文化的“由虚(饰)向(真)实”,剥肤存液,直指人心。其中,基督教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它的出版时间,距五四新文学运动足足还有半个世纪。现代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者已经证明:现代白话文的产生,传教士居功厥伟。这部书由西方而中土的漂流史,正是现代中国白话文少年时代一个美丽的见证,其中所包含的新文学与新语文信息,十分值得重视。

  再说译者。这部书是来到中国的英美传教士包尔腾和施约瑟共同完成的。当然背后一定有帮他们的中国人。包尔腾在英国圣公会做事,1861年来到中国后成为京师同文馆首届英文教师。在《教会祷文》出版后两年后,他成为中国南部教区以及香港教区的主教。另一译者即施约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从小显示出聪慧的语言天赋的他,早年成长为一名犹太教“拉比”(祭司),后来由于偶然的缘由转变信仰,移民到美国并修完神学之后,自愿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前往中国。在1872年出版《教会祷文》后,他于1877-1884年间被任命为上海的圣公会主教,并于1879年创立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位大名鼎鼎的施牧师,1861年就将《圣经》部分译为中文,而且,居然还将《圣经》里的《诗篇》译成了上海话;晚年在日本,四肢瘫痪,丧失说话能力,在轮椅上坐了二十五年,用两个指头打字,一点点将整个《旧约》重新译为中文。他被传教士史家称为“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圣经翻译者”(Marshall主编《中华帝国:概论及传教士的调查》,伦敦:Morgan and Scott  P.442,1907)。为了表彰施约翰牧师的贡献,今天在圣约翰大学的故址,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还有庭院深美的怀施堂以纪念他。


包尔腾(Burdon, John S.,1826-1907)

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


  值得一提的是,圣约翰大学第二任校长卜舫济,是施约翰牧师教育思想的最忠实的继任者,他十分重视中文,礼聘了著名教育家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以及钱基博、伍叔谠、洪北平、顾宝琛、何仲英、林尚贤等一流的国文教员,他甚至说:“我们不能设想中国之高等教育,会总是由一种外国语言来提供……”,“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知欧化的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于方今;不明国学之粹美者,则见异骛外,而背弃其祖国。”(钱基博:《圣约翰大学卜先生传》,《圣公会报》1926年10月15日)在卜校长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学术风格,不同于同期的南京的守旧与北京的趋新,渐渐形成中西古今相融合的持中平衡风格(凤媛《基督教大学里的新文学》,《文学评论》2016年3月)。

  纽约大学友人所赠送的这个珍贵的版本,因为附有译者的手稿资料而具有不凡的文献价值。在外封皮的后面夹着一封手写签名的信件,里面是包尔腾写给马丁夫人的一封书简,说托她给他的学校弄软座椅。此外,在各册的封面,有他亲手书写列出的仔细的目录。外封皮的前面,夹着一张卡片,署名人施约瑟牧师。因而这本书有可能是施牧师自己的私人藏书。


署名施约瑟牧师的卡片


  纽约大学的威廉·伯克利先生是一位大企业家,犹太人,他的爱好之一是搜集古书。不久之前,他的朋友从一家书店发现了几本书,把相关信息提供给他之后,他发现其中一本书和圣约翰大学有关,他知道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大的关系,所以就将此书买了下来。他在赠书时十分用心,特意附上一纸英文说明,介绍了本书以及两位译者的事迹。我们所知道的是,圣约翰大学后来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享有“东方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等盛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我们更知道,上纽大与华师大合作,已成为当代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重要标志,正为中国当今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伯克利先生赠书之举,或有中外合作续往开来的寄望?

  仅说书的故事,当初圣约翰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十一万余册藏书,其中包括盛宣怀后人捐赠给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愚斋藏书”约六万余册古籍,完好无损地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其中,堪称“镇馆之宝”的珍本如严复批校本系列数十种,将于今年影印出版,化身千万,以惠学林。去年,台湾海基会首任会长辜振甫夫人、台湾圣约翰科技大学董事长辜严倬云女士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她参观这套保存完好的批校本后不禁感叹:“真是文化之大幸。”

  现在,施牧师的这部大书也重新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部曾经参与西方宗教世俗化进程,见证了中国传教士史以及基督教教育史、中国现代大学史,从社会底层发力、催生了现代白话文的历史文献,终于经由纽约大学这道桥梁,重新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而此时,上海纽约大学刚送走第一批毕业生,华东师范大学正迎来公认为历史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阶段,上海这座城市,历经一个多世纪中西古今的熏养发育,正在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这一切,都似乎与这本书,有着多多少少隐隐约约的联系,无穷远方,相关人事,时光荏苒,而因缘永在,正如诗人所写:“刻你的名字在树上,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的古木……”

  (感谢陈群校长。金雯教授及张静波、华屹立馆员对此文写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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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晓明(本校图书馆馆长)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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