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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凌:当代艺术为何速朽?


发布时间:2017-07-04

我校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与皮尔·路易基·塔齐探讨中国绘画


中国美术报:5月13日,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如期开幕,本届策展人克里斯汀·马塞尔提出“艺术万岁”的主题。您对本次双年展的总体印象是什么?通过本次展览,是否可以看到当代艺术的新走向?

张晓凌:我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失望,如果更准确一点,还可以再加两个字——贫乏。这次展览平庸得让我很吃惊,用一句老话来概括本次展览的话,那就是“老伙计玩不出新把戏”。在主题馆,看到著名艺术家埃里亚松的作品,我努力想找出几个漂亮的词语来表扬一下,但对不起,实在找不出来。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几个女孩子在互动环节参与了这件作品的装置。如果能找到漂亮的词语,用在这些女孩子身上似乎更合适一些。主题馆二层是法国波普艺术家雷蒙德·海因斯的作品,置身于现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老人在絮絮叨叨地写回忆录,老套而乏味。至于主题馆中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更是乏善可陈。再看美国馆、以色列馆等国家馆后,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岁月不饶人,威尼斯双年展有些老态龙钟,打不起精神了,它很难再向世界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了。换句话讲,它正在丧失世界当代艺术新坐标的功能。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威尼斯双年展的性质、定位、功能都在发生转向和变异,个人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策展思想的空洞化。“艺术万岁”这个主题从文化指向上看就是一句废话,毫无思想含量与文化针对性。如此空洞的策展思想之下,你还能指望这届展览有多高的精神指标?

  双年展最初的定位是什么?当然是各个国家最具有实验性、最前沿的艺术成果的展示平台。今天的状况却是,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族的作品在日趋套路化、概念化、同质化,平庸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有些宿命的意味。

  我们知道,在威尼斯双年展的鼎盛时代,这里是每个国家主张文化权利,争夺文化话语权,推销本土艺术及价值观的地方。不同意识形态碰撞、冲突与融合所产生的思想火光,是世界当代艺术的希望所在,也是威尼斯名声大噪、影响力深远的本钱。比如,美国195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1960年代的波普艺术正是借助威尼斯双年展而风行于全世界的。美国二战后从文化侏儒成长为文化巨人,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威尼斯双年展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今天,各个国家似乎失去了文化博弈的兴趣,美国尤为明显。原因可能是美国有了自己的世界级文化品牌,并取得了文化霸权地位,已经不愿在这里花心思了。

  说得直接一点,威尼斯双年展今天更像每个国家都有份儿的大派对。

  另外,威尼斯双年展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艺术家,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造星”功能。的确,在其鼎盛期,这里盛产的文化英雄,往往会成为时代的标志。今天看来,这类功能大大衰退了。我的感受是,近年来的威尼斯双年展,更像是艺术家人人都来刷存在感的地方。

  如何界定威尼斯双年展的性质呢?这是一个难题。冒昧地讲,它正在从一个纯粹的新艺术展向艺术品博览会转化,越来越像一个艺术与商业勾肩搭背的嘉年华——这看起来很危险,但却没有力量阻止这种危险。

  前几天,第43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皮尔·路易基·塔齐先生来访,我们谈到57届威尼斯双年展以及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作为资深策展人,塔齐先生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欧美的当代艺术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威尼斯双年展只是一个征候。关于衰退的原因,我给出了两个解释:其一,与当代艺术一直强调的高度自治有关。对社会问题如恐袭、种族与文化冲突、移民、人道主义危机、反全球化等视而不见,竭力撇清与政治的关系,放弃自己的社会担当,是当代艺术的基本取向。长此以往,当代艺术只能沦为社会大变革的看客,成为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独角戏,如此尔尔,衰退是必然的。皮尔·路易基·塔齐先生深以为然,并强调了他的一贯看法:艺术就是政治。我补充了一句:艺术是隐喻的政治。其二,与当代艺术普遍的“解形而上学化”“解超验性”有关。商品化、消费主义、日常经验的泛滥,让艺术家们普遍丧失了思考的兴趣。当代艺术不再是艺术家思考世界与生命的方式,更像是获得商业主义青睐的筹码,抑或是艺术家自恋的游戏。


中国美术报:中国以“国家馆”的方式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已达8届,您对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有何评价?

张晓凌:网民们对中国馆的批评较为激烈,这并不让人意外,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专业批评家的声音并不多,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连批评的兴趣也没有了?我以为,普遍的冷漠似乎比激烈的批评更可怕。

  我从没奢望中国馆能做多好,但也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差。整体印象是,中国馆像是一个“非遗”的杂货店,尤其当几位老艺人表演时,令人恍然穿越回了古老的农耕文明时代。策展人花了不少心思,但用心过于机巧,在投其所好上下足了功夫,试图借展览评审团的猎奇心理来征服他们手中的票,结果弄巧成拙。西方一位经纪人的评价可谓点到了中国馆的死穴:“我弄不清这究竟算不算当代艺术!”从策展观念上讲,中国馆的策展是建立在两个文化误判之上的:1.“凡是当下创作的便是当代的”。这样一来,非遗的“皮影”“刺绣”便可指鹿为马地成了“当代艺术”。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非遗只是当代艺术的资源,而不是当代艺术本身,策展人倒因为果,让非遗及非遗传人成为了展览的主体,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有些批评家花了不少口舌为此辩护,但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次的“皮影”“刺绣”与1980年代推到威尼斯的“剪纸”“年画”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非遗巧夺天工唯一的作用便是掩盖了当代艺术家创造力的平庸、想象力的匮乏。这当然不是策展人的本意,却是展览的实际效果,也是展览的致命之处。2.“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效,如果策展人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那就要了展览的命。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有些情况下,民族的一定不是世界的,“皮影”“刺绣”有什么世界性?

  另外,从展览的结构、叙事逻辑上也存在很多问题,众多的元素缺乏统一的、明确的叙事逻辑,很难弄懂展览究竟要说什么,对西方公众尤其如此。仅就展览的结构而言,我以为,与其说它以多元杂糅的方式体现了所谓的“当代性”,不如说它更多地显示出中国文化的“酱缸”本色。

  总体上讲,中国馆的策展思路仍执著于后殖民文化逻辑中的打“中国牌”策略。这几年不太提“后殖民文化”这个词了,但其幽灵似乎仍纠缠不休。稍微总结一下这些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外展,不难发现其大体固定的三个套路:“泛政治化”“土特产化”“拟西方化”。“泛政治化”曾流行一时,成为中国策展人策划外展的“标配”。不过,随着中国国际大国角色的成熟,这个套路逐渐失效。前几年有个“泛政治化”展在德国兴风作浪时,曾被德国政府、学术界痛批。老外也不傻,他们不会为一个颠覆中国形象的展览来触怒中国。前面说过,艺术就是政治,这一套理论,老外弄的比我们还熟。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划是典型的“拟西方化”,在评审现场,我将其定位为西方当代艺术的“猥琐(微缩)版”,徐冰甚至找出了一些作品的西方原型。令人不解的是,这并不能阻止展览的进行,当下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

  在威尼斯双年展建中国国家馆,我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记得建馆的初衷是:展示中国当代美术的既有成就,彰显中国当代美术固有的价值观与文化主张,扩大中国当代美术的国际话语权,但奇怪的是,此后的国家馆策展似乎和这个初衷毫无关系。通过本届国家馆的展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馆的两大弊端:一是不敢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展览的主旨不是含糊其辞,就是文不对题。策展人刻意用一些传统词汇如“见微知著”“自强不息”来装饰门面,实际上和作品搭不上什么关系,更难掩饰作品的媚骨与贫困,算得上“黄皮白心”;另一弊端,是展览的操作缺乏公正、透明的决策机制与遴选机制,总给人以私相授受的印象,这也是历届展览痛遭诟病的原因之一。

  本届国家馆展览能引出一些具有反思性价值的问题也算是一大贡献。也许到了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为什么同是国家文化机构掏腰包主办,“内展”“外展”却是“两张皮”?——这个现象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外展”不敢展示中国所特有的现代性命题、现代性智慧,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当代艺术何时超越固化的国际文化秩序与逻辑,洗心革面,重识自己的方位与路径?

  这些问题或许是用来思考而非回答的,因为没有人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


中国美术报:您对中国艺术家热衷于搞外围展有何看法?是否存在艺术家来威尼斯镀金的现象?

张晓凌:镀金?镀什么金?去年中国艺术家搞了好几十个所谓的外围展,回国后哪个金光闪闪了?!

  上几届搞外围展,无非是在威尼斯租个房子,挂几件作品,请几个老外来捧捧场,如此而已。本届进化了,竟然买断了一些发展中小国的场地,堂而皇之地挂上了自己的招牌,练摊都练到别人家里去了,有点文化殖民的味道。这些艺术家在威尼斯虚晃一枪,回国后大肆宣传,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忽悠领导,蒙骗公众。这种现象类同于“真假茅台酒”,造假者认为,在茅台镇方圆几十公里以内生产的都是茅台酒,真真假假,谁也搞不清楚。镀金背后当然是利益的考量,中国艺术家的小聪明都用在这里了。我觉得此风不可长,你在国内浮躁一下就算了,还浮躁到威尼斯去了,除了留下笑柄,还能留下什么?艺术创作靠实实在在的功夫和创新能力,靠机巧、小聪明是走不远的。毛主席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艺术来不得半点虚伪,镀金是没有用的,更何况镀的还是假金。


中国美术报:本届展览德国馆赢得一致好评,几乎是唯一的观众排长队的国家馆。您如何看待德国馆的成功,是否与德国在当今欧洲的经济地位有关?

张晓凌:这个不能简单类比,不能说德国是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它的艺术就被尊重。说到底,德国馆还是靠作品来说话的。相比起来,德国馆作品的品质还是最好的,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作品的结构,抑或是从现场的调度、控制来看,都是这样。另外,德国馆之所以吸引观众,还与安妮·伊姆霍夫的知名度有关。在此之前,安妮·伊姆霍夫的几件大型行为作品已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公众。德国馆前排大队,有追星的意思在里头。

  安妮·伊姆霍夫这件作品的成功,粗略地看下来,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作品保持了欧洲神圣叙事传统的宗教内核和秘密仪式感,并将其当代化。这类手法和所能达到的效果,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都能找到。也可以说,安妮·伊姆霍夫将浮士德的困惑作了一个当代化的展示与表演。从阅读上讲,欧洲观众对这种神圣叙事传统有着天然的认同感。现场的末日感很强烈:类似于医院、监狱般的场景,表演者毫无目的的推搡、爬行、冲撞、纠结的动作,将浮士德式的困惑不断植入观众的内心,从精神层面上抓住了欧洲观众恐惧、迷茫的心理。换句话讲,观众对这件作品的认同,是因为作品主题所释放出的力量唤醒了他们已麻木的困顿、迷茫与恐惧;再一个原因,是安妮·伊姆霍夫对作品的结构、语言以及现场气氛控制得非常好。她利用身体、表演、服装设计、玻璃框架装置、音乐、气味、杜宾犬的狂吠等多种元素,将现场做成了一个表演者与观者共同的精神道场。

  中国艺术家应该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我以为,当代艺术家面对传统文化资源时,不应偷懒,更不能靠小聪明搞简单的挪用,而要注重更高精神层面的转化,这才是当代艺术的大课题。


中国美术报:据威尼斯双年展官方介绍,百分之八十的艺术家是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但其中很多艺术家早已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展览,而且成名已久。他们被一些画廊机构推到公众面前,这是否折射出双年展日益严重的商业化现象?

张晓凌:的确如此,我看了赞助商的名单,从中东到欧洲各国有几十位赞助商,而且个个来头不小。赞助商掏了腰包,自然就有利益诉求,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推出自己旗下的艺术家,也符合商业逻辑。从这层意义上讲,威尼斯双年展也是一桩大生意。

  但问题在于,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艺术家还剩下多少腾挪的空间?双年展本身还剩下多少学术自由与文化理想?威尼斯双年展也好,艺术家个体也罢,都很难逃离这种悖论。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贫困时代。当代艺术注定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生产,不同的文化权力、商业诉求、意识形态、形式与技术怪癖、利己主义与自恋狂等,都将成为当代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决定着当代艺术的方位与路径。作为权力与利益的追逐者,当代艺术似乎只能随权力与利益的变换不断地更替——这或许是当代艺术速朽的原因——再也没有任何作品、人物能以精神生产的承诺而获得年代感与永恒性。当代艺术潮水般地涌来,又潮水般地逝去,速朽才是它的本质,也是它的内伤——在我看来,威尼斯双年展正在快速且不动声色地接近这一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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