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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从“剧中人”到“剧作者”

作品入选201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


发布时间:2018-06-19

  今年是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入学40周年,也是著名学者、我校哲学系终身教授杨国荣大学入学40周年。在今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上,杨国荣5年前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作为阅读题材料进入了考生的视野,应该也会因此而进入他们的生命记忆之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多重时空乃至视域的融合与体验,一道题将一个考生的高考记忆与一个人文学者的成长史勾连了起来。而作品入选高考试卷,也是对杨国荣大学入学40周年的一种特别纪念。

著名学者、我校哲学系终身教授杨国荣

  对于40年前就考入华东师大政治教育系就读,后来又师从著名哲学家冯契攻读博士学位留校任教的杨国荣教授来说,将近半个世纪驻留在丽娃河和樱桃河畔的学术人生从表面看仿佛是数十年如一日波澜不惊,就如哲学家康德一生从未远离他所居住的小镇一样,但从杨国荣的学术研究视野来看,他却不断地打开新的研究天地,自觉地在古今中西的不同学术脉络中沉潜往返,寻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学术路径,也做出了学界瞩目的学术贡献。

  早在20115月,在首届《哲学分析》论坛开幕式上,时任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所所长童世骏教授以“从搬运夫到哲学家”为题,介绍杨国荣的经历(上大学前做过两年装卸工)和其哲学研究风格。童世骏认为,杨国荣不仅在1978年进入华东师大的时候告别了搬运夫的职业,而且在治学方法和治学境界上,超越了材料和思想“搬运夫”的角色,走进了思想加工者乃至思想创造者的境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境界。

  就学者而言,杨国荣可谓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在2016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大会上当选院士(中国第二位入选IIP院士),就是其学术影响跨出国界的证明。就师者而言,杨国荣可谓最佳地诠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师范”二字,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在教学和培养学生上不遗余力,而且身体力行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他的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的爱智者乐园,而且是教授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滋养趣味和判断力的空间,受过其熏陶和栽培的弟子对此感念于心。就知识人身份而言,杨国荣谨守一个专业学者的边界与分寸,在儒学大热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资深的儒学研究者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对历史的观察与现实的体验融化到学术的思考和写作之中,这也是华东师大人文主义传统的一种彰显。

  日前,记者就40年前后杨国荣教授的角色变迁与学术体验,以及他与师大人文传统的关联等话题专访了他。

大学入学40周年著,杨国荣教授作品入选2018年高考语文试卷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记者:杨老师,您好。2018年高考语文全国卷现代文阅读题的论述类文本阅读材料,摘编自您201358日刊于《中华读书报》的《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您大约何时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有些怎样的感触?

  杨国荣:此事最初由学生间接告知,当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只是对学术文章的相关内容作为高考试题略感意外,因为一般在学术界之外,对学术文章都有点敬而远之。当然,学术书写,本身也有合乎规范、文字流畅而雅致的问题,中国学术传统较早就肯定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我个人在学术写作中对文字也比较留意,此次语文高考将我的文本选入试题,或许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

  记者:今年是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入学40周年,而您正是40年前恢复高考后考入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当年邓小平主持恢复高考制度改变了成千上万普通人的人生轨迹。我校党委书记童世骏评价说,40年前,您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工与哲学家之间的转变;40年后,您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之间的转变。您以作品进入高考试卷这种方式纪念自己大学入学40周年。请您谈谈对40年前后这两个身份变化的感想。

  杨国荣:其实我个人并未怎么意识到以上身份变化。当然,40年前参加高考,面对高考试题,现在自己的文本进入高考试题,多少也有些感慨。事实上,“作者”可以有不同意义:回答试卷广义也是一种“作者”的工作,只是这种“作者”与文学创作、学术论述的从事者属不同意义上的“作者”。引申而言,人的一生都有所“作”,就此而言,人都是不同意义上的“作者”。

  记者: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您为何会倾向于选择读文科呢?

  杨国荣:这可能是个性使然。我从早些时,就比较倾心与人文,高考的选择与之相关。在学科选择方面,个人兴趣似乎是首要因素。

多重学科的交汇有助于形成学术视野和学术积累

  记者:您当年读书的政教系19774班人才济济,出了像您、童世骏、许纪霖、冯绍雷等一批知名学者,政治教育并非当年的文科热门专业,为什么会汇聚这么多才华横溢有远大志向的知识青年?请您谈谈当初班上以及整个华师大的学习和生活氛围。

  杨国荣:这一话题时下讨论已经很多,共识也不少。总体上,人才的涌现,既离不开时代的需要,也与个人的文化积累相关。10年文革虽无正规教育,但同时也激发了基于兴趣的求知,后者诚然有各种偏向、不足,但天马行空式的“学习”,也有益于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这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也可以成为积极的助力。至于当时的政教系,在学科上几乎囊括了中文、历史之外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后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政治、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学科,差不多都是从中衍生出来,这种多重学科的交汇,有助于形成较广的视野和学术积累,对不同个体日后学术的发展,可能也有其作用。

  记者:你们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和大学生,那一代学生里相当一部分人都有跟您类似的底层生活经验,这是跟此后的考生很不一样的生命经验与记忆,请问这些经验与记忆对您从事哲学思考和人文反思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杨国荣:这种影响可能是无形的、潜在于意识深处的。这一代学人特有的对现实的关切、不同程度的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对文化传承、世界变迁、人类命运的关怀,等等,同时也会在不同的层面影响其人文研究和学术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哲学的思考中,既无法像分析哲学那样,自限于语言和逻辑的狭隘天地,也难以效法现象学,沉溺于意识的思辨王国,这恐怕或多或少与以上背景相关。

  记者:今年参加高考的相当一部分同学也会选择人文学科,其中一些考生会选择哲学作为他们的专业,您对那些有志于从事哲学学科学习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吗?作为一个40年前的考生(“剧中人”),到如今的语文试卷中的“剧作者”,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想跟年青一代学生分享呢?

  杨国荣:每一个个体都有自身的特点,无法以统一的模式去要求,他人的经验也难以完全复制。不过,始终站在现实的大地,形成合理的价值取向,在作出选择时,既面对时代需要,又合乎各自的个性,锲而不舍地走自己的路,在以上方面, 个人的发展可能有共通之处。

  



文|田波澜 图、来源|新闻办 编辑|沈梦英 编审|吕安琪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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