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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袁振国:用科学方法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

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的经验与意义


发布时间:2017-09-11


一、缘起


  2008年8月29日,中央决定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研制工作,我很荣幸地参与了其调研起草的全过程。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一直很高,同时,很多家长、社会人士,包括著名学者、两院院士都认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需适当降低教材难度。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从全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和课程教材改革的历史来看,教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新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被补充到教材中来。如果比较笼统地做一个判断的话,中小学教材总的说来不是越来越易,而是越来越难,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降低教材难度具有很大的风险。

  中小学教材的难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水平。教材的难易不仅决定着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而且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和民族的整体素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与教材难度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把中小学教材的难度降下来,10年、20年以后发现是一个错误选择的话,后果就太严重了。这一疑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同。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教育规划纲要》的文本是这样表述的:“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这既积极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又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为今后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空间,留下了伏笔。


二、过程与方法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不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启动了“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全国相关高校的积极响应。通过招标竞标,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承担了6个学科不同学段的子课题。

  通过反复讨论,课题组确定了以下4个原则。第一,此次教材比较研究限定于理科,涵盖了基础教育的所有6个理科学科。第二,研究涵盖3个学段——小学、初中、高中,以便了解不同学段教材难度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三,仅就教材的文本进行比较。选取各国更具代表性的教材样本。第四,选取了10个国家的教材进行比较。


三、发现


  从总体上看,我国教材难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但在广度、深度和不同知识主题的难度上表现出不同特征。有的学科教材容量不大,更重内容深度,表现出“窄而深”的取向,如物理学科;有的学科教材覆盖面宽,知识点多,但内容较浅,表现出“大而宽”“浅而散”的倾向,如化学学科。

  既然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学生课业负担特别重呢?13个研究团队基于对我国中小学教学长期的观察、调研发现: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是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


四、启示


  本课题揭示了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并非由教材难度过高所致的事实,同时对我国教材编写内容与形式的改进也有很多启发。从教材编写理念看,我们还基本停留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即注重概念、定义、例题、练习的讲解,内容缺乏问题性、探索性和创造性,更缺少从学生出发、以学生发展为导向的编写思想。我国教材编写可以在以下5个方面进行改革。

  (1)加强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系统设计,注重不同学段的有效衔接。

  (2)变革教材呈现方式,增强趣味性。

  (3)优化教材结构,加强知识类型的均衡选择。

  (4)加强国情和本土文化的渗透,融合价值观教育。

  (5)注重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五、成效


  如此大规模、多学科、跨部门的实证研究在中国是罕见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本课题在取得了大量数据和重要发现的同时,对国家课程教材政策、学术规范和学术队伍建设、社会认知和国际学术研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为国家课程标准修订和教材编写提供了科学支撑

  本课题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国家教育部门领导在研究报告上作了长篇批示。在教育部门基础教育机构指导下,课题组举行了大型课题成果报告会。本课题对我国新一轮课程标准的修订产生了直接影响,为今后教材的改进提供了科学支撑。

  (二)有力促进了教材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队伍建设

  课程教材研究是国际教育历久弥新的研究领域。本课题形成了一套科学严谨的教材比较研究思路、标准和方法,为保证研究的质量和得出科学的结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同时,本课题带动了6所部属师范大学的学科教学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本课题还促进了6所大学学科教学论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协同创新的成功案例。

  (三)对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课题报告发布之后,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多家电视台进行了专题报道;进行专题报道的报纸杂志累计近百家;300余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这不仅增进了人们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原因的正确认知,增进了人们对教育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知,而且增进了人们对深化教育改革、支持教育改革的认知。

  (四)极大地改善了我国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形象

  在研究过程中,很多课题组成员与外国学者,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学者进行过交流,或者在国外作过演讲。外国学者在听说了本研究的规模和方法后,无不表现出惊讶和敬佩,坦承组织和开展如此规模的研究在他们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六、深化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实证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但课程和教材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历史和人文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研究需要从事实研究向价值研究拓展,不仅关心教材的难度,而且关心教材的质量,不仅关心“难不难”,而且要关心“好不好”。

  目前的研究是从各国正在使用的教材入手进行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共时性研究,但教材改进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且会继续发展。我们的研究要面向未来,就要拓展到历时性研究,特别是教材内容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教材编写与现实生活中知识应用的关系、教材呈现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以及多个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要求。确实,教材编写与教材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在教材实际使用过程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师生关系都极大地影响着教材的使用效果,这些都有待系统化地深入探讨。希望我们的研究成为教材研究和学科教学研究的新起点,能够激发更多更好的研究,为科学、高效和创造性的课程与教材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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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振国

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辑|吴潇岚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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