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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周克希:选择自我,并不是件离经叛道的事


发布时间:2018-07-23


  7月,中高考的录取通知飞抵千家万户,便又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时候了。
  如何让当下的少年明白,人生如同一场马拉松,自己正在经过的只是许多赛段中的一个?
  或许,从翻译家周克希身上,他们可以明白,无论什么时候,真正了解并忠于自己都不太晚。向自己所热爱的投降,才是对自己生命本质的捍卫。

  周克希,1942年出生,法国文学翻译。翻译作品《小王子》《追寻逝去的时光》《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等,著有《草色遥看集》《译边草》等。

  见周克希总是紧张的。
  事实上,这位满头银发的翻译家待人极温厚,但他越是彬彬有礼,令人越舍不得“为难”他——彼此交谈和往来文书之中,一个错误的措辞、一句不适当的表述、又或者一段不准确的形容,对普通人来说是不成大问题的,对他来说,却是斗大的。他没办法坐视不理。但又因为顾忌对方的感受,往往隐忍不发。这对一个有文字洁癖的人来说,是折磨。
  然而人生前50年,周克希生活中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其实并不是文字,而是数学。他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执教28年之久,直到他50岁。知天命的年纪,大部分人活到此时在预备退休,但周克希却辞职转行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并开始全心全意做一名法国文学译者。
  26年过去了,这名起步甚晚的翻译家,用《小王子》《追寻逝去的时光》《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等一系列高质量的译作立身。像雕刻者凿去多余的石块那样,他去掉了按部就班生活模式里所隐含的诱惑。最终,他让从小热爱文学的那个自己从生命舞台的幕后浮现出来,握住了命运的缰绳,驰骋去了最适合自己的世界。
  在周克希身上,或许可以明白,无论什么时候,真正了解并忠于自己都不太晚。他的这些译作力图呈现原著的精妙,也体现了一场内心战争的胜利——对自己爱好的投降,正是对自己生命本质的捍卫。

一路跌打滚爬

  解放周末:是不是至今还有很多人来问您,作为一个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和一名华东师范大学的数学系老师,为何会在50岁之际转行去做专职法语翻译。
  周克希:是啊,至今做文学翻译的讲座,台下还会有家长来问我,如何帮孩子提高数学成绩之类。
  解放周末:那学数学对您从事翻译有什么帮助吗?
  周克希:哈哈,很多人都会问。你要听实话吗?
  解放周末:当然。
  周克希:我可以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加里宁说过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所以学了数学,会使人思考严谨、逻辑严密,这些都有助于翻译”等等——以上不是实话。实话就是,数学和翻译并没有多少关系。
  如果一个译者思维严密,那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学了数学,很可能他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逻辑不严密,思维不严谨,也不一定跟他学没学数学有多大关系。
  解放周末:落实到翻译上,一个天性严谨的人,总是会对文字紧抠细节,累不累?
  周克希:累。
  解放周末:为什么不能阻止自己这么去做?
  周克希:不能。所谓欲罢不能,大概也算是某种强迫症。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失眠、活得比较累的。
  解放周末:您在生活饮食起居上也这样讲究?
  周克希:这些不讲究。我对所谓的“老克勒”很反感。
  我并不是那种要喝下午茶的人。我和老一辈留洋的学者不一样,我没有很洋派的习惯。我是山里人,吃得比较咸。西餐我也喜欢,但只是因为好吃而已。这和我翻译一样,对作品的选择,并没有所谓高低之分。
  比如我把精力最旺盛的十多年时间,都花在了翻译普鲁斯特上,他是文学史上的高峰,这样做是值得的。但我也译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三剑客》。现在我还在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些作品文字并不太艰深,但它们都是好作品,我都喜欢。艰深不艰深,也只是相对而言,我的体会是,好作家之所以是好作家,往往就体现在翻译他们的作品总有挑战性。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有些译本的做法,是完全忠实于字眼,然后再加脚注说明这个词、这句话好玩在哪里。我觉得这种方法有个缺点,就是读者得不停地看脚注,失去了阅读的快感。我现在想走的路,受了赵元任先生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启示——就是在翻译过程中,用中文直接传达出英文中文字游戏的妙处。但这是很困难的。
  解放周末:比如说?
  周克希:tale和tail的谐音文字游戏,恐怕是最有名的。tale 是故事,tail是尾巴,但两个词发音相同。作者借此做了个文字游戏。有一种译法是:老鼠说,“我的身世是个很长的故事,而且很悲惨。”爱丽丝听到老鼠说完后,就看着他的尾巴说,“嗯,是很长啊,但悲惨在哪里呢?”然后加上脚注,对摸不着头脑的读者解释原文的妙处。赵元任先生的译本中,用“我的身世又长又委屈”,来凑“尾”的意思,似乎还是有点牵强。我现在想到的译法是,“老鼠叹了口气对爱丽丝说:‘我的故事很长,又很伤感,你且听我娓娓道来。’爱丽丝不懂什么叫‘尾尾到来’,看了看老鼠的尾巴(只有一根哎!),心里挺纳闷……”
  不过,这样的翻译我还不是很满意。原作中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妙趣,在中文译者的手里能留下多少?眼下我还真不敢乐观。我们一步步来吧,相信以后会有译者译得更好的。
  总而言之,这些都要花心思。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你会觉得充满乐趣,有时你又会觉得很痛苦。
  解放周末:所以是要失眠了。
  周克希:现在好一点了。我刚刚开始吃安眠药的那几年,很紧张。因为医生告诉我,不能多吃,多吃将来要得老年痴呆症,要变笨。有一次和陆谷孙先生说起此事,他告诉我,没这么严重,他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放心了,如果有一天能“笨”到像陆先生一样,呵呵,那也不错啊。
  我从电视里看到过一位名厨说,他在工作中,曾失手被滚油浇在手臂上,他眼看着皮肤烫伤剥落。他说,为了练出一身好手艺,必须要这样经历跌打滚爬。事实上,每个行当都是如此,不经历跌打滚爬,是不可能真正的有所成就的。
  作家中或许真有天才,译者却是没有什么天才可言的。我不是一个外文好到和母语一样的人,中文也没好到落笔就有一手好文章的程度。我能译点东西,就是靠慢慢磨,靠笨鸟先飞。译出来的一本本书,全都留着跌打滚爬的痕迹。

要有非功利的诉求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说自己是山里人?
  周克希:我的祖籍浙江松阳,是个山区。祖父在松阳一中当过两任校长。父亲从松阳走出来,到杭州考入浙江大学,认识了我母亲,之后双双辍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现在有些人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理想主义者,但我相信,因为我相信我父母当年就是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战争年代,一路颠沛流离,到福建永安时,生下了我。我三岁时才和父母一起来到上海。
  父亲早年学数学,后来在教育局主管中学教材工作,母亲学的是农林,后来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照一位亲戚的说法,我五岁就在看《水浒传》了。但母亲希望我读数学,我也听从了。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我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工作。1980年到1982年期间作为访问学者去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渐渐萌生从事法语文学翻译的念头。
  解放周末:所以最初学法语的动机是?
  周克希: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候,我父母受到冲击。我被划入“可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提法。有一次,我在家随便看看Essential English,这是当时流行的英文教材,被闯到家里来的同事发现了,于是,我必须卷起铺盖到学校“接受教育”。好在我美术字写得不错,被派去在建筑屋顶上写宣传标语,一个字几乎与人等高,又不能退后看,否则掉下去就没命了。
  当时我岳母的一位朋友认识徐仲年先生,他是资格很老的法文教授。我去看他,说想学法语。他为我介绍了蓝鸿春老师,她是上外的法语教师,我一直称她蓝先生。我告诉她,我并不要一本正经地学法文,只是想看看小说。她说不行,要学就必须坚持要用北外的教材,从语音教起。当时没有学费一说,顶多家里做糕点时给她带点去。这样学了不到两年。很多年以后,我带着《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二卷的译本去看蓝先生,那时她已患阿尔茨海默病,同去的朋友淳子问她:“蓝先生,看看谁来看你了,你认得吗?”她马上说:“周克希,我怎么会不认得!”我顿时很感动。
  解放周末:所以您学会了法语,也继承到了先生的顶真,对吗?看到您最终还是转向文学领域时,父母没有说什么?
  周克希:回想起来,让我学数学,也是父母在那个时代对我的一种保护。但趋向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必然。它唤醒了我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或者说唤醒了我的本性。我父亲是个好读者和好编辑。他看到我翻译的作品,会点评几句,要言不烦。而母亲对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从小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灯下伏案改稿件的身影。她用毛笔蘸蓝色墨水修改。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些蓝色的修改字迹工整而好看——她小时候是学颜体的。她对工作特别肯花时间、花精力。我觉得这些无形之中都影响了我。
  解放周末:喜欢文学并不是一个要克服或者改正的弱点,它是孩子的本性。探索生命本性和精神世界的这些努力,不能被功利的尺子衡量。
  周克希:有些家长觉得,读书,就是为了获得什么,好比投入要有产出,阅读总得有一些作用,不然不是白读了嘛。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区教育局召开的关于阅读的座谈会。有位家长代表发言说,他指导孩子看《西游记》时,全程在和孩子分析、引导。言下之意,孩子自己看未必有所得益。我当时真想和他唱个反调,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解放周末:为什么忍住了?
  周克希:如果我对他说,孩子爱看《西游记》,让他自己看就行了,如果我对他说读书最好不要功利性太强,要多看所谓的无用之书,他能听进去吗?他口才很好,我和他辩论,也未必辩得过他。但我还是认为,读书,并不一定是为了拿来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无用的东西。也就是说,读书应该有非功利的诉求。

译事如跑全马

  解放周末:您说过“不愿炒作不图奖,留给后人慢慢看”,这是想保持一种纯粹吗?
  周克希:可以这么说。有时在讲座上会有年轻观众提问,说自己正在犹豫是不是要做翻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一般不急于鼓励。因为问的人在犹豫,说明他或她还有别的选择。遇到这样的提问,我一般会这么回答:“我这个年龄的人多多少少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多多少少有点傻气”。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身上没有一点“傻气”,那就不一定要选择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这样的工作。
  1980年到1982年,我去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这段经历也真正触动了我。巴黎高师是一个很美也很有人文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很奇妙,触发了我内心的本性,也给了我改行的勇气。巴黎让我觉得,一个人真正选择自我,并不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
  1982年开始,我陆陆续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很多人劝我不妨留着大学老师的工作,业余的时候将翻译作为爱好。但是不行,一旦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一种紧迫感,正因为热爱,我不得不立刻全身心投入。
  作为译者,我起步晚,但毕竟还是得到了认可。而也许在某个地方,有那么一个人,也跌打滚爬在翻译,但连出书的机会也找不到。我在成都的方所书店讲座上,遇到一对特地赶来的夫妇,他们的生活非常清苦,但就是喜欢翻译,妻子打工补贴家用,支持丈夫翻译。我了解他们的境遇以后,心里很激动。但我能给他们什么帮助呢?他们需要的不是捐助,而是整个翻译大环境对这样的充满理想主义的译者的关照。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后来译作出了书,给我寄了一本,我很感动,也多少觉得有些欣慰。
  我是从译文出版社退休的,有不算太低的固定退休收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需要靠翻译谋生。所以就我个人而言,翻译对我,几乎是纯粹的。翻译如跑全马,要用狮子搏兔的力气去投入,然后要像熊妈妈舔宝宝那样,慢慢地把文字的意思舔出来。急不得。
  解放周末:您曾经想翻译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全部七卷,但在翻译出第一、第二和第五卷后暂停了计划。会觉得遗憾吗?
  周克希:遗憾是有的。但恐怕也只能如此。我76岁了,精力不逮。要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合自己的事情。
  傅雷曾说,翻译要“假定他是中国人他会怎么写”。这个假定最困难。要想象作者是一个中国作家,说出合乎他身份的话,写出他想写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
  有的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气呵成,然后稍事修改就行。我却是“七改八改”改出来的——这不是形容,就是七遍八遍,起码三遍、四遍修改成稿。有位朋友告诉我说,作家阿乙爱看普鲁斯特,他看我的译文时,以为我译得很快,是一气呵成的。知道我是七改八改、反复打磨才成稿的,他很感慨。
  其实我翻译有时也会有很顺的时候,会有小小得意,那是你真的把作者的感觉吃透了,又正好是你得心应手的文字,那才能一次过。这种时候有,但不是很多。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会很开心。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我译得快一点、顺一点,我会觉得这是老天爷在垂怜我。
  解放周末:自讨苦吃也讨得蛮开心的。
  周克希:也有不开心的。此处略去两千字,哈哈。
  解放周末:两千字体量也不是很多。
  周克希:如果每个字都是不开心的字,两千字就够多了。

我的导演就是读者

  解放周末:您翻译了《小王子》后,近期在翻译英文小说,除了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和弟弟一起翻译 《福尔摩斯探案集》,另外您也译了一些绘本。选择这些作品,是因为自己也添了孙子的缘故吗?
  周克希:孙子两岁时,有一次我们带他去饭店吃小笼,最后上的是豆沙小笼,我随口说了句:“怪东西!”想不到孙子接口说:“爷爷说的是贬义词。”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贬义词”这个说法,可能只是平时讲话时无意提到过,他居然就会了,还能用对地方。所以你从来不知道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说话的。语言的力量是很强的,或者说,孩子理解语言的力量是很强的。
  我平时很少看育儿类书籍,但有一次看到一本书,里面有个说法我很认同。作者说,不要老是和孩子说“狗狗”“猫猫”,直接说“狗”“猫”就行。因为对孩子来说,你认为难的词汇和你认为简单的词汇,对他来说没有区别,这些词汇他都是第一次接触。孩子的聪明有时超出大人的想象。
  解放周末:所以儿童其实是很难取悦的读者。童书不是可爱的、稚气的东西,而是能抓住一些人类核心情感的东西。有时创作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最难的。
  周克希:可爱不能概括所有儿童文学作品。童书里有顽童型的,也有无厘头的、搞笑的。我正在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就是无厘头的作品。在爱丽丝之前,我翻译了法国大作家法郎士的儿童文学作品《蜜蜂公主》。在孙子出生那会儿,翻译过斜坡书和火箭书。第一本是菱形的,放在书架上是不平的。另外一本中间有个洞,从扉页通到最后一页。这两本书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算是顽童型的。
  那时候我已经翻译好了《小王子》。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虽然说可以归类为儿童文学作品,但真的儿童恐怕是看不懂的,大人也未必都能看得懂。我和一位年轻译者合译了《大象巴巴》。我自己感觉平平。但听朋友说,他的孩子看得晚上放不下。可见孩子喜欢。然后又翻译了图文本的《去斯万家那边》和《少女花影下》,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都取材于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既忠实于原著,又画得很棒。
  我还翻译过一套《生活三部曲》绘本,这一套丛书是给孩子们讲一点人生哲理的。比如对死亡怎么看。比如写到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给母亲扫墓。我觉得这样的书很有意义。给孩子看的读物不应该都是粉红色的,小鸟啊太阳星星啊,那些美得冒泡泡的东西,也应该有真实的,甚至所谓揭示人生阴暗面的东西。我翻译这三本书,和我翻译《小王子》有同样的感觉——它们的文字看起来简单,翻译却不容易。我最怕文字不通。文采好坏另说,不是很通就是不通。文字清通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经过训练。
  解放周末:您翻译到今天会觉得游刃有余吗?
  周克希:时至今日,我有时在完稿前还是会很犹豫。有时一边翻译会一边感到有落差,觉得不满意,原文太好了,不知道自己这样译究竟行不行。我记得蒋雯丽说过,一个演员在片场上是很脆弱的。演员在片场上定位自己,要靠导演。我在翻译的时候,也是很脆弱的。
  解放周末:那您的导演是谁?
  周克希:父母,家人,朋友。我翻译的初稿,会拿给他们看,听他们的意见。当然,等书出版后,广义上,我的导演就是读者。重版或重印时,我往往会做一些修改,有时就是按照读者“导演”的意见来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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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轶伦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吴潇岚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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