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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发布时间:2018-07-23


  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回到中国文化根性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在经历“审美的复苏”“体系的探索”“现代性转换”之后,得益于视野逐渐阔大,经验不断充实,正在走进新的阶段。

  40年前,在全社会审美复苏背景下,人们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美的意识。后来引发关注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有没有理论体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理论就是一些思想碎片。这个阶段多是用西方现代思维和方法去整理中国诗学和中国文论,后来学界越发不满:古代文论如何融入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进而跟现代融合?有人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但“现代”的参照往往是西学,若单一以西方现代化为尚,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自身的主体性、多样性就容易被忽略。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这时出现了两组对比鲜明的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弱的理论解释力;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要“去西方化”,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能进去而不能出来,不能告诉我们“破”了西方之后要“立”什么,以至于一度迷失目标。

  “科学发展史极其普遍地表明,科学是沿着两条路线向前发展的,首先是依靠新事实的发现,最终导致新型的概念和理论;其次,依靠新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大范围内的已知事实。”(玻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

  简言之,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以新眼光重新发现中国文艺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又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提出:“中国的文学史,其形态与其他地域文明里的未必相同。被相沿认为文学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从事的那种虚构之作……无论诗或散文都不需积极的虚构。”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新事实拓展新眼光,新眼光发现新事实。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活古化今,强化文论阐释力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如何协调?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文学创作如何在中华崛起的时代,充分涵育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素养?而“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以学界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关联思维”——中国文论最核心的思维特色之一为例。“关联思维”即中国文论中所说的“感”。马一浮认为,诗兴,感而已。叶嘉莹一直说“兴发感动”。西方很多汉学家如李约瑟、史华慈、郝大维、安乐哲等,对此都有讨论,称之为协调思维或者关联思维,认为这种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感”可以分成多个部分:人与自然的沟通,人与物的沟通、感应、感触,人心理情绪的感动,伦理政治的感化等。张载把这个观念概括为“感之道”。天地万物同源共生,相互感通、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协调,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之情”,即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在宇宙生生不息的有机过程中相依相通、共存共荣的情状。这样一种关联模式涉及宇宙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心理、美学等众多领域,对中国传统产生深远影响,所以钱穆说:“‘感应’二字,实可谓会通两千年来文化之精义而包括无遗。”最近一些文艺作品受到广泛好评,就在于它们让人有一种生命与生命相贯通、精神与精神相融合的美感体验,因为它们“感”知社会现实,“感”动人性。这不就印证了中国文论所强调的“感”,印证了诗与艺术的灵性在于生命与生命的感通、人性深处的照面吗?

  中国文学要以文学方式呈现中国。当一个国家及其国民从感性经验上真切表述自己是谁,自何方来,向何处去,民族文学就能找到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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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晓明(我校终身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吴潇岚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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