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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丨崔海英:三对革命伉俪怎样“教子以义方”


发布时间:2021-03-30


  走进甘祖昌、谷文昌、焦裕禄的家庭生活,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对子女和亲人“不近人情”、对老百姓却“温润人心”。甘祖昌与龚全珍、谷文昌与史英萍、焦裕禄与徐俊雅这三对革命伉俪以红色家风、清白家风,彰显了“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的家国情怀。

“把光荣传统留给后代”


  1953年,甘祖昌与龚全珍在新疆喜结连理。之后的33个春秋,龚全珍陪伴在甘祖昌身边,一起经历了从“开国将军”到“农村老表”的转变,也共同挑起了“老红军的担子”。甘祖昌为乡村集体生产和群众生活日夜操劳,龚全珍则献身于乡村教育事业。用他们的儿女的话来说:“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
  1957年,甘祖昌、龚全珍携全家从新疆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村务农。甘祖昌坚决拒绝组织上给自家盖房子,而是和弟弟们挤住在老祖屋里。夫妻二人还无私地拿出工资支持农业生产、资助乡村设施建设、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仅乡政府有据可查的捐助,金额就达8.5万元。
  有人问甘祖昌:“你把钱都用到大家的事情上去了,这当然好,可也得为子女想一想,你什么也不留给他们吗?”甘祖昌回答:“我们要把光荣传统留给后代。”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家人刚从新疆回到老家的第三天清早,天还未大亮时,沿背村的屋场上就出现了“一大五小”的捡粪队。除了每天清早捡粪,甘祖昌还给五个小孩制定了寒暑假割草任务:12岁以上的孩子,割草240斤;10岁到12岁的孩子,割草120斤;8岁的孩子,也要割五六十斤。
  1962年,弟弟们和大哥分了家。当时,龚全珍吃住在学校,只有每周六晚上回家一趟;甘祖昌则忙着农业生产早出晚归地不着家。家里除了大儿子上初中住校、小女儿因无人照看而送给三叔家代养以外,还有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儿子、8岁的大女儿、6岁的二女儿和4岁的三女儿。没有大人在家怎么办?13岁的小儿子人小志气大,带头担起家务事,他一人摘菜、洗菜、炒菜,还割猪草、剁猪食;三姐妹则帮助哥哥烧饭,喂鸡食。
  1966年,小儿子读书离开家后,家务接力棒又传到妹妹手中。到了年底,三姐妹挣了1000多工分。当得知这些工分只够吃饭、不够买衣服和交学费时,大女儿认真地叮嘱两个妹妹:“以后放假咱们更要多干活,多挣工分。”社员听到她的话后,哈哈大笑地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有工资,还供不起你们?还用自己挣工分?”大女儿认真地回答:“我们不用他们供养,我们要自己供养自己!”
  就这样,甘祖昌和龚全珍将生产劳动上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上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作为“爱”的“义方”交给了孩子们。

“不带私心搞革命”


  1952年,同是南下干部的谷文昌和史英萍在福建省东山县结婚。从此,作为妻子加战友,史英萍和谷文昌风雨同舟、比翼双飞。谷文昌不仅在日记本上写下“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赤子心声,更用实践行动谱写了公仆精神;史英萍则是克服右手残疾带来的不便,担起抚育子女成长的重任。
  一次,二女儿观看《上甘岭》电影后,回家兴奋地向家人讲述电影情节。谷文昌冷不丁地问一句:“谁给你买的票?”二女儿回答:“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儿,就放我进去了。”
  谷文昌听后很生气:“县委书记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吗?县委书记的孩子更应该按规矩买票。”他当即拿出钱,让二女儿去补票。这不仅是补一张电影票,补的还是“公私分明”的价值观。
  植树造林,治理东山岛的风沙,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谷文昌的夙愿。谷文昌刚提出种树想法时,老百姓众说纷纭,认为“这个县长要做白日梦”,因为“东山要能种活树,那水就不往下流了”。
  国民党政府派的一个县长也做过“种树梦”,但终因政权腐败,一棵树也没有种成。如今,共产党人担任的县长能种活树吗?谷文昌先是带领全家人尝试种树,然后跟林业站的同志们反复考察和调研,进行小规模种植试验,终于找到适合东山沙土的树种——木麻黄,并发现了种植木麻黄的最佳时机和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38公里的东山岛海岸线上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全岛412座山头穿上“绿衣装”。
  作为南下干部的史英萍,在1952年就被定为行政18级,论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文化程度也毫不逊色,可每次县领导班子要给她提职、提级,就被谷文昌拦住。仅仅因为她是谷文昌的妻子,在职务和工资上竟然长达32年都没有提升过。
  直到1984年,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史英萍才按照政策提升为行政17级。对此,史英萍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工作、帮助邻里、操持家务、教导子女,给予谷文昌特有的理解和宝贵的支持。
  谷文昌去世后的一周内,史英萍就按照“老谷生前的交代”,拆了家里的电话,连同自行车一并上交给县里。

“不要随便向组织上提要求”


  1950年,正值芳龄的徐俊雅结识了“文武双全”的焦裕禄。她全力支持焦裕禄工作,与他一起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度过一年多“最好的日子”,还与他一起奔赴灾县兰考,接受“除三害”的严峻考验。
  在焦裕禄逝世后的40多年漫长岁月里,徐俊雅牢记焦裕禄“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随便便向组织上提要求”的最后叮嘱,再苦再难都不向组织伸手,不仅承担起赡养两位老母亲、抚育六个年幼子女的家庭重任,而且肩负起焦裕禄精神的传承责任,对当年焦裕禄救活的孩子张继焦也“负责到底”。
  不能不劳而获,要靠自己本事生活,是焦家家风第一条。焦裕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兰考县的一些单位送来招工通知书,有小学教师,有邮局话务员。大女儿很想去,但焦裕禄不同意。他对相关单位的同志说:“她长这么大,还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一定要找个又脏又累的活让她干,补上劳动这一课。”
  最终,大女儿来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上班。在焦裕禄的“特殊关照”下,她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酱菜组,以至于一段时间里误认为父亲不喜欢自己。直到一天早上,焦裕禄陪她一起挑酱油担子,穿大街叫卖,还亲身示范教她挑担子要领,她才真正领会到父亲希望她吃苦耐劳、靠自己本事生活的良苦用心。
  1964年,焦裕禄临终前对大女儿说:“我死后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还把唯一值钱的一块二手罗马牌手表送给了女儿,并叮嘱道:“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
  “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是焦裕禄给孩子们的最多教导。在孩子们眼中,焦裕禄是慈爱的父亲,也是“抠门”的家长。1963年,5岁的二儿子嫌豆面馍太硬不好吃而随手扔在地上,这也就有了那个广为人知的“一块豆面馍”故事。长大后的二儿子在兰考工作多年,像父亲一样访贫问苦,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三对革命伉俪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嘉言懿行,值得千千万万户家庭崇尚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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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海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郑海容

编审丨戴琪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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