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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等五位作家谈“百年路· 新征程:文学的使命与责任”

文学是时代之舟前行永远的压舱石


发布时间:2021-05-27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外记者见面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对外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文俊主持会议。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吴义勤,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日照市作协名誉主席赵德发,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五位作家、评论家围绕“百年路·新征程:文学的使命与责任”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了交流。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作家、评论家的文学人生从不同面向展现着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联。曾书写《塘约道路》《中国天眼》《吴孟超传》等著作的作家王宏甲表示自己的文学生涯最难忘的是年轻时在乡村生活锻炼的8年时光,来自农村和农民的智慧成为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基石。作家赵德发以新作《经山海》讲述了黄海之滨的一个乡镇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故事,小说中有太多场景细节是出生于乡村的他了然于心的,而最近他也正在创作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   为中外记者带来《在思南阅读世界》《思南文学选刊》两本书的作家孙甘露,讲述了这些年来“上海国际文学周”与“思南读书会”如何广泛邀请全国读者与外国作家参与,推动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城市氛围成型。从事文艺批评与研究的学者吴义勤,赶上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潮,从大学育人到中国作协工作,为文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文学人才。同样与改革开放之后文学事业共同成长的作家鲁敏,很早进入社会积累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如今作品随着版权输出的繁荣而与更多外国读者相遇。

  在交流环节中,他们就党领导下的新文学发展、现实题材写作、文学的当下价值、青年写作特征、改善文艺批评等话题发表了深刻见解。本报为大家整理了相关观点(提问来自中外新闻机构)。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实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请谈谈党的领导跟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吴义勤: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展开来谈,我想谈几点简单的粗浅的认识。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吴义勤 

  第一,中国新文学与党几乎是同时诞生的,我们党早期的缔造者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而新文学早期的刊物,像《新青年》《新潮》《创造季刊》《小说月报》,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传播的主要阵地。因此,我们中国新文学100年发展进步的历程,和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历程是彼此同步的、相生相伴的。

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上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

  第二,我们党100年来始终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历代领导人都把文学事业视为党的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政党的领袖能像我们党的领袖这样重视文学、有文学情怀,并且真正懂得文学。可以说100年来党对文学事业的引领、重视、组织、领导,一直贯穿新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

  第三,中国共产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100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和表现对象。我们党的百年历程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历史人物,都在文学中得到了生动的书写,并且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红色文学经典。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都可以说是形象化的党史,我觉得是对党的历史形象化的表现。

  第四,中国新文学100年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党对现当代作家吸引、召唤、引领、培养的历程,是一大批党员作家与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历程,也是一大批向往光明和进步的作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党的同路人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学100年,各个阶段的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也是我们百年新文学里人物形象最具魅力的谱系之一。关于党的领导和文学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孙甘露: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地之一,是《新青年》的创刊地和编辑部所在地,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地和出版地,是“左联”的创立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的阶段,以一个新的语言、新的文体、新的思维方式来表现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非常紧密深入地表示了与党的历史内在的联系。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

本月,仿真影印本《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在上海图书馆首发  

  鲁敏:写作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体创作,但是和写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我是70年代生人,从小在乡村长大,随着读书考学到了县城,到市里面,到省城,最后到北京,甚至到世界上更远的地方去,这不仅是地理的变迁,还伴随着教育、职业、社交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进一步是跟思维、格局、视野这种维度的变化一起发生着。很多跟我同年代的人或多或少的跟我这个轨迹有点类似。我们这一代的写作是伴随着祖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各行各业不断创新的步伐,也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上不断壮大的历程来写作的。我们的作品当中,天然带有时代的因子,也镌刻着城乡巨变的很多细节。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


  现场的王宏甲和赵德发两位老师都在现实题材方面有引人关注的作品,想请两位谈一谈从事现实题材写作的经验和体会。

  王宏甲:我在创作中体会到,采访好比采矿,但是创作却不是把最好的矿石挑出来交给读者,如果那样,你交给读者的还是矿石,如果把这个矿石抹上各种色彩,说它是文学色彩,那恐怕就更不妙了。文学创作需要把自己采访的素材放在作家思维和情感的熔炉里炼成钢。今天一大批的驻村干部正在整装重新出发,他们出发的时候每人手里有这一本书,他们把它称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工具书”,而这本书就是我用4年时间才创作出来的。我再次体会到现实题材的创作,关注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多么重要。如果我们认真去这么做了,写出来的作品就有可能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

  赵德发:我在采访中接触了许多扶贫干部和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姿态让我感动。那些地方条件很差,但是他们克服困难、无怨无悔,一驻就是几年。我在沂蒙山区采访到一位扶贫工作队长,他是县政府的督学,是典型的“白面书生”,但是到山里他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千方百计寻找致富门路,一门心思为贫困户摘帽子,为村里办了许多事情,比如说教育扶贫、发展旅游业等。在那儿采访的时候,我登上村前的一座山崮,崮顶的石头是几亿年前的海底沉积物。我站在上面俯瞰山下的乡村新貌感慨万千。我想,回望历史,环顾全球,能有几个国家能动员如此巨大的力量来做扶贫这件事情啊?在我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中国人消灭绝对贫困、见证人类史上一大奇迹,真是何其幸运。所以我在写作《经山海》的时候,历史感一直充盈在心间。

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日照市作协名誉主席赵德发

  吴义勤:在书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的中国作家其实也得到了净化、成长,涌现了很多先进的人物。我想举一个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李迪先生,他到湖南十八洞村采访,采访的时候身体已经严重不好了,但是仍在那里采访了很长时间。他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是在病床上完成的,等到这个作品出版的时候,他已经不幸去世了。脱贫攻坚是伟大的实践,在书写这一伟大实践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也涌现了很多像李迪这样的先进人物,他们真正的是用心、用情在写作,我觉得这也是现实题材文学能写好的一个根本原因。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产品的丰富,特别是娱乐产品的丰富,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文学生活构成了挑战。在这种情形下,各位作家如何看待文学在当代人精神生活中的独特价值?

  吴义勤:文学就是一个精神的庇护所,是人文情感和人文情怀的安放地,只要我们对真善美和爱还有渴求,只要我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无限的世界还有想象,还有向往,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对超越现实的冲动和梦想,文学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需要的。文学实际上就是我们关照自我、关照现实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我们灵魂救赎的通道,是我们从此岸到彼岸的一座桥梁,因此在这个时代或者任何时代,文学对于人心灵的养护也好、温暖也好、净化也好、升华也好,这样的功能是文学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提供的。

  王宏甲: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我以为世界还需要良知,这是我在法国巴黎“中法文学论坛”上演讲的一个题目。看看当代世界,能够阻止这个世界倒塌的就是人类的良知,而文学艺术可以为呼唤和培育人的良知发挥独特的作用。

  孙甘露: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社会、技术、媒介、工具,各种各样的发展挑战,我觉得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时刻不是今天才有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面临的困境、面临的挑战一直是存在的,而真正有价值的、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文学家,他们所创造的作品,都是对这些严峻的问题作出回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指的并不是某些人或者某一部分人,而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那些最有质量的思想者,那些最有艺术创造力的作家,来对人类的历史最严峻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完全没有必要悲观的。

  鲁敏:人类如果还需要睡前故事,如果还有梦想,一直会有文学陪伴着我们。我的感觉和各位老师一样,还是蛮有信心的,文学就像人类之舟,人类的船不管是个体的船还是民族的,还是整个世界的大船,这种精神的向度,像一个压舱石一样,一直会陪伴着我们走得更远。

  

  青年作家是作家队伍中非常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的群体,他们也承载着我们对于文学未来发展的期望,当前的青年作家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孙甘露:我个人从上海近些年青年创作的观察来谈一点想法。上海是一个由来自各地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的、流动性很大的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创作非常活跃的城市。这些年来,尤其是“70后”、“80后”、“90后”年轻一代的作家纷纷涌现,在上海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从事着创作,也从事着文学研究和批评,同时也从事着翻译工作、出版工作,还有很多作者就像在座的一样在媒体工作。所以作家的队伍是非常丰富的,年龄层次也是全覆盖。另外一点,上海的青年作家队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很令人欣慰的,所有这些作家,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跨领域工作,不像一个小说家只写小说,有很多作家既写小说,也在做翻译,也在做文学批评,而很多文学研究者在从事文学出版工作,同时也在从事诗歌写作。这个景象我觉得非常令人可喜,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名家大师的追慕,我觉得这是上海青年文学创作可喜的现象。

2019年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上的30位“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称号获奖者

  鲁敏:虽然这代青年写作者的来路非常丰富多元,个人的写作风格也大不相同,但是我感觉他们都有对时代自觉发生勾连的追求和思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写作者伟大的传统。我曾经看过一个针对“85后”写作的调查,有100多位青年作家参与了这个调查,样本还是蛮有代表性的。谈到他们的文学基因和阅读传承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提到了中外的文学经典,比如关于我们中国的经典,这批非常年轻的作家提到的有《史记》《红楼梦》《聊斋》等,作家里有鲁迅、萧红、沈从文、老舍等等,提到很多我们老一代作家的名字。我想到,鲁迅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也想拿这句话和青年一代写作者共勉,文学和远方有关,也和周围的人们有关,大家一起来继续书写文学,传递文学的力量和美。

  孙甘露老师和鲁敏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上海和江苏近些年涌现的书写大时代,或者书写大时代中小人物奋斗历程比较优秀的作品?

  孙甘露: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年获得了“中国好书奖”的上海青年作家腾肖澜创作的《心居》,她是写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这也跟她一贯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有关系,她一直关注着,同时用非常朴实无华的笔触,对最基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情感生活、婚姻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观察、书写。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同时她的创作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实际上这些年她创作了大量的以这个主题为背景的小说,关注上海,关注新的时代下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她又不是流于一种简单的描写,而是呈现了普通人生活当中的复杂性,我觉得这也是文学作品相对于一般其他的观察或者说描写的不同之处,她也是试图塑造人物,尤其是在这部小说当中,以顾家大概13、14口人的背景,围绕着居住、婚姻,以及新上海人、老上海人,实际上涉及的蛮全面的,我觉得这是近期上海的青年创作中一个比较可喜的收获。

  鲁敏:江苏前不久出了一本书,我们选了来自14个不同行业非常基层的个体,他们有的是自己创业的年轻的“弄潮儿”,有的是守卫传统艺术的年轻艺术家。是一个系列的写作,叫“最美江苏人”。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故事,他讲的是江苏盱眙下面一个镇上的敬老院,这个敬老院的院长从30年前开始,自己白手起家集资创建了一个养老院,专门安放“五保户”的老人,这30年来当过69次的孝子,就是为这些离开的老人送终。我觉得挺感动的,他用一种非常朴实的方式,在这个大时代下守卫乡村的文明,还有人情相亲的感受。这是一个“最美江苏人”的故事。

  最近连云港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做贸易的时候建了一个中哈物流基地,建在连云港,这显然是大时代的一个事件。我们作家跟踪了一个基地的负责人,因为他要在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把海陆的交通优势发挥出来,对项目负责人来说是蛮难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我们作家一直跟踪采访他,看他怎么样从无到有、从有到好,无师自通成为一个“粮食大王”,把哈萨克斯坦所盛产的小麦经过我们这个基地运到东南亚各个地方,我们这个作家称赞他是“现代丝绸之路”上的当代张骞。从这点上就能看到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普通的个体怎么样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批评十分重视,要求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改进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请吴老师谈谈对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看法。

  吴义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评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可以说为新时代的文艺批评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当今的文艺批评确实面临很多挑战,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批评的要求确实有不少差距。我觉得这种挑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全媒体时代,文学出版的数量膨胀式增加,但是与之相对的是读者的阅读热情下降,这是一个矛盾。二是我们现在的阅读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都拿一本书读书,现在都读屏,阅读方式的改变冲击着传统的审美经验,因此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判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三是现在的文学批评公信力和权威性下降,因此面对今天不断变化的、更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文学批评界确实应该及时调整并有所作为。在这个方面,今天时间有限,我分享几点:

  第一,文学批评界迫切要做的,是要完成对文学批评功能的重新定位。这些年在文学批评界有一个问题,文学批评的最大功能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首要功能是对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正面发现和肯定,文学批评应该有能力发现这个时代的文学价值在哪里,并把这种价值阐释出来,文学要弘扬真善美,这个作品里面真善美是什么,批评应该有能力把它揭示出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桥梁,一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让我们的读者去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好在哪里,二是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之间的桥梁,让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文学批评经典化。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首要功能是让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更热爱文学,而不是逃离文学。

  第二,文学批评家要重新自我定位。文学批评家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当我们的批评家是合格的、称职的读者的时候,才会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如果连一个合格称职的读者都不算,批评的可信性可能会有问题。

  第三,文学批评确实要发扬“剜烂苹果”的精神,文学批评应该有能力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存在的问题,能够有勇气指出我们现在不良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出现的问题,要敢于亮剑发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要防止另一个偏颇,文学批评要讲真话,但是不要误解为只有批评这个作品、批评这个作家才是讲真话。不能够把肯定和否定割裂开来看,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是有问题的。




图|摄图网 出版书影 文、来源|文学报 编辑|彭佳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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