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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良杰:两代人的师大情


发布时间:2018-12-10

  高考填报志愿报了华东师大,一开始很大程度是缘于父亲的大夏情结。当时大哥主张我报考北京的高校,但父亲坚持让我填报华东师范大学。

  父亲的大夏情结或源于家族文化,余氏家族有尊师重教传统。在父亲之前,堂伯父余贤伟1925年也曾就读于大夏大学。父亲十三四岁就参与了余贤伟在破石乡办的工人识字班活动。

  抗战胜利后父亲辞官从贵州回到家乡,参与创办了破石乡中心学校。五十余年后,仍有学生们撰文感念破石乡中心学校校风师恩。

  四十年代末,父亲原打算去杭州当律师,但最后以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在一所小学谋得一教职。他始终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不仅要求大哥良昶进衢州师范学院读书,也要求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大夏大学痛神州陆沉,“义不帝秦”,决议迁校。当年父亲正读大三,谋资世用,决意追随母校诸位宗师西行完成学业。

  父亲随大夏大学一迁庐山,再迁贵阳,三迁遵义赤水。毕业后,父亲先后任贵州遵义县、三合县(今三都县)法院推事。

  父亲的大夏情结不仅来自求学与迁校经历,更与在大夏期间收获了一段生死恋情和幸福姻缘密不可分。

  1936年,父亲因大夏法学院同学介绍,结识了母亲陶学楷。一个风流才子,一个名门闺秀,执子之手,相见恨晚。看电影,赏音乐,谈文学,花前月下,良辰美景,很快陷入爱河。1936年冬,经双方家长首肯,遂缔婚约。

  国难当头,好事多磨。“缘定申城”不久,父亲即随大夏大学西迁贵州。一对年轻恋人相隔万里关山,颜伤远离;鱼雁传情,书恨难通。 

  其后数十年,历经风风雨雨,父母亲始终不离不弃,携手同行。

  我的考大学之路颇为曲折。1966年,我正读初三,“文革”突如其来,学校停课。

  乱哄哄三年之后,18岁的我被下放到农村。生产队每天晚上集中记工分,老人散去后,一群半大小子就着煤油灯光表演手影戏。

  1975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去石梁公社中心学校代课教体育和音乐的机会。当民办教师不用自己做饭,免去柴米油盐的烦恼,也有了更多时间读书。

  参加77年高考的考生都是匆忙上阵,我也一样,连考什么都全无概念。侥幸通过了浙江省的预考,却在正考时名落孙山。幸而不到半年,又有了第二次机会。那时候,知青纷纷回城复习迎接78年高考,我向学校请假,未获批准。好不容易等到小学放假,离高考只有不到半个月了。正值七月酷暑,那时不要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见过。况且要捉笔计算写字,也无暇摇扇子。就拿一床草席铺在地上看书,旁边放一脸盆清水,汗水模糊了视线,就拧毛巾擦一把脸。半个月下来,汗水把一床草席都浸泡烂了。

  1978年7月22日,高考结束,我连晚饭也没吃就睡着了。这一觉睡了整整20个小时,母亲都担心我昏迷了,几次用手探我鼻息,而终于没忍心叫醒我。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收到华东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我急忙回城。姐姐良云拉着我到衢州市中心十字街口看大学录取的红榜,望着高悬的大红喜报,兄弟姐妹牵手相倚,喜极而泣。父亲还带我回故乡祭祖,在祖父的坟前,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77级、78级大学生入学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华东师大的校园氛围相当自由。七十年代末,文学干预生活,大学与社会联系紧密。纷至沓来的各种新潮思想和大事件令我们应接不暇。入学不久,很多人就不再满足于“伤痕文学”,纷纷把眼光转向社会的更深层次。

  那时,华东师大提倡学生接触社会,77、78级学生多半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接触社会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学生的“诗外功夫”。大三那年,我选修了《民间文学》课,我们在学习委员汪济生的带领下,到青浦的朱家角、商塌,昆山的锦溪、甪直、陈墓等地采风。早晨跟随早起拾牛粪的老农,一路闲聊到茶馆,询问当地民间流传的民谣田歌、民间传说。这次调研取得什么学术上的成果早已记不得,但江南水乡风情、甪直古寺唐朝塑圣杨惠之的半壁罗汉,还有甪直小学的叶圣陶旧居,却久久不能忘怀。采风归来,咿呀摇橹声中,同学们由叶圣陶扯到《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以及“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这令我联想到传统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人才双向交流通道。科举制度下,农村读书人中进士就成为官吏,考中秀才、举人也进入“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士阶层,或外出当师爷成为胥吏或开学馆办私塾。这些闯荡城市出仕游学的文化人叶落归根,退休回到农村,并带回财富、信息和社会关系,为农村经济文化提供动力,并维持着中国农村社会秩序。

  华东师大鼓励学生自学。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及长达十年没有书读的饥渴,当年的师大学子都在废寝忘食地读书。师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大学期间,我接连3个暑假没有回家,每天泡在图书馆十多个小时。华东师大77级、78级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所有课程在开学前一周进行免修考试。免修考试达到80分,就可以免修该课程,同时增选一门课程,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我因几个暑假不回家,从大二开始,平均每个学期都有两三门课程免修,结果到大三下学期,中文系教学秘书老师通知我已经修满教学计划规定学分总数,最后两个学期只要完成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了。1982年1月,我读了三年半就大学毕业了,到单位报到时,江苏大学人事处问我“你算77级还是78级的毕业生?”这个问题我至今不能回答。因为按照惯例,大学生入学年份称某某级,毕业年份称某某届。77、78级大学生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如果按照惯例说81、82届毕业生,我应该是81届毕业生,但按照入学时间说,还是78级学生。此外,虽然我的毕业证书上的日期写着“一九八二年一月”,但学位证书上写的日期却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连毕业照也有两张不同照片,一张与中文系77级全体同学合影,另一张是与中文系78级1班全体同学合影。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特殊。提前毕业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参加一场正规的毕业典礼,也失去了让父母重游华东师大校园的绝佳机会。每念及此,追悔莫及。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2018年5月经东海大桥去洋山港,登高远望,港口灯光璀璨,海上小渔舟追波逐浪,我忽有所悟:海水运动有波浪、潮汐和海流等形式,个人命运在时代潮流中经常是身不由己。高考固是我跳出农门契机,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大学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这是父子师大情的根源。

(作者系中文系78级校友,历任江苏大学教研室主任,京口区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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