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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虹:1977大学梦圆


发布时间:2018-11-20

  人的一生,往往会有许多偶然。有时候,人的命运,就是因为某些偶然事件而发生改变和转折。比如,正当我求知欲最旺盛的少女时期,偏偏遇上了“文革”,从此十多年与学校、书本无缘;而1978年2月28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许久我都疑心自己是在梦中。失学少女,兵团知青1966年夏天,虚报年龄早上一年学堂的我,刚好小学毕业。我万万没想到,此一脚跨出小学校门,等到再踏进学校大门,竟会整整相隔11年半的光阴,而且还是直接迈入大学门坎。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报纸上、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当时,简直不亚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霎时震撼了整个中国。从车间到田头,从兵团到农场,从北大荒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多少知识青年上大学的梦想原本早已破灭,此时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到这一消息,失学多年的我,自然也是格外兴奋。

  我上山下乡去的是位于苏北如东县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廿一团。抵达后不久,团里宣传部要成立一个团报道组,负责全团广播站的新闻 通讯稿的采写和对外宣传报道,决定每个营抽调一名知青作为报道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还不满16岁的我竟然被选上成为团报道组的记者之一,专门负责报道二营四个连队的生产、军事训练和生活动态。仅短短一年之后,我就被调去地处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当工人了。这一段知青岁月,虽然短暂而又艰苦,但对我的人生阅历而言却是难忘而又宝贵的。它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自信,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与反应速度,并且培养了我不怕困难的毅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我后来报名参加首届高考时才意识到的。冬日高考,前所未有我进了工厂后,整天与“解放”牌、“交通”牌大卡车的发电机、点火塞、电瓶、大灯小灯打交道,再也没碰过纸和笔,也就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谁也想不到,就在1977 年12月,中断了11年的高考,在全国各省市一个个简陋的考场内,居然恢复了。我进了大学后才知道,那年,有570万年龄不一的考生参加了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设在冬日的全国高考,那一届录取人数为27.3万;那年,因为印制高考试卷的纸张严重匮乏,是邓小平拍板用准备印制其他著作的纸张解了赶印试卷的燃眉之急。

  那时我身在皖南山区,由于上海后方基地各厂报考的人数众多,路途遥远,不能赶回上海参加高考,于是后方基地与安徽省协商后做出决定:后方基地的考生一律在当地参加安徽省自行命题的高考,但不能占安徽省的报考名额。简单地说,就是后方基地的考生只能填报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大学。我心想,权当是像当年在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记者那样“练练笔”,就勇敢地报了名。

  高考那天,我清晨从山沟里坐厂车赶到贵池县城池州师范专科学校的高考考场时,手脚已冻得僵硬。我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进了考场。第一门考试是语文。作文题目有两题,由考生任选一题,占70分。我选的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 这是从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五言绝句中选出来的一句诗;另有一题是“谈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刻含义”,占30分,这是鲁迅先生的诗。还有两题是加试题,分别是古文标点和古文翻译,各占10分。这样,语文满分为120分。我进了考 场后已顾不上冻僵了的手脚,不停地挥笔,心想无论如何要把考卷写满。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语文成绩居然获得了99.5分,成为当年我校语文单科的最高分。仓促应战,侥幸录取可是,其它几门考试科目,就没语文这么幸运了。虽然我报的是文科,免考物理化学,且77、78 级考生因历史原因而免考外语,但数学和历史地理,对根本就没摸过中学教科书的我而言,哪一门都是 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尤其要命的是,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身处皖南山沟里的我,不但找不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中学数学、历史和地理课本,而且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进行系统复习。我想请假回家以便向念过高中的弟弟和他的老师求教,可是当时厂里的车辆 正面临“年检”,另一位汽车电工生病休养,剩我一个不但没法走,还得经常加班加点。我只好在上下班的路上“喃喃自语”,把一些数学公式背得滚瓜烂 熟。好不容易熬到通过了车辆“年检”,我才请了十天探亲假,回家将数学和历史地理临时抱佛脚地恶补一番。所以,这两门科目的高考成绩,我自觉差强人意。

  考完高考,我对能否被录取不敢抱什么奢望。1978年春节,我留守在皖南的厂里继续加班。谁知春节后某一天,突然接到了厂组织科的通知,说我已被华东师大中文系录取,是全厂唯一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他们要我尽快交接工作,赶在2 月28日这天去学校报到。我起先怀疑会不会是搞错了,厂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有30多人,其中有不少以前念过完整高中的毕业生,怎么会轮得到我这个初中都没念过的人?但组织科交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我的名字。离开组织科,我攥着录取通知书,一路跳着笑着,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大学梦圆,承前启后进入华东师大后,我就像一条欢快的小鱼一样,无比酣畅地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书本的营养。在我的同窗学友中,有好几位成了当今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如王小鹰、赵丽宏、孙颙 、陈丹燕、周佩红等,我们拥有着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同窗情谊。更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就考上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令人痛心的是,去年9月28日晚上,恩师钱谷融先生驾鹤西行。噩耗传来,几乎无法令人置信。就在不到半年前的清明节,应浙江省临安人民政协之邀请,我还陪同他去拜谒了位于临安的钱王陵。他净手上香,三叩九拜,行了钱氏后裔的祭祖大礼。事后钱先生十分高兴,对我说:“幸亏你陪同我到临安祭祖,终于完成了我给祖宗磕头跪拜的一桩夙愿。”6月,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里见到他,老人家正抑扬顿挫地朗读着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 堕落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朗读时精神饱满,情感洋溢,完全看不出他已是百岁老人。正是钱谷融先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怎样区分文学的品第。此后,在钱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出版、发表了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有的还荣获各种奖项。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市作家协会,圆了当作家的梦想。

  从一个只学过一句英语的无知少女,到站上高校讲台主讲多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命运变化,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在40 年前作出恢复高考决策的邓小平的缅怀,却又是一种必然。如果没有他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巨大魄力,就没有千千万万1977 年后踏入大学之门的中国青年的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学生,没有我们,就无法体现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和用考分体现的上大学的公正;没有我们的 “大学梦圆”,中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科技文化领域“人才断层”危机就将变得“不可救药”(著名 数学家吴文俊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7,大学梦圆,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更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

  (作者系中文系77级校友,同济大学教授兼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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