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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居安思危,祝华东师大越办越好!


发布时间:2018-09-18

  姚力,1918年4月生,江苏启东人。华东师范大学第四任党委书记(任期1965年10月-1966年7月)。

  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在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二纵队 五支队四大队任中共地下党总支部书记。1940年7月与王澄领导该大队举行了“港口暴动”,集体加入新四军。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五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著名的“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1941年1月起,历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泰东警卫团、海启警卫团、苏浙军区三纵队八支队等部队政治处主任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66 团、华东野战军四纵队12师35团、第三野战军23军69师206团等政治委员,35军105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初期,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杭州市第一副市长。1952年11月起,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警工处处长、总理办公室秘书、综合组组长。后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等职。1985年12月离休。

  主要著作有《回忆日内瓦会议》、《万隆华侨保卫周总理》等。

  “和粟裕将军一起打仗最值得骄傲”

  作者:姚书记您好!今年您都96 岁了,依然身板硬朗、精神 矍铄。您的青年时代饱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您进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为安全保卫敬爱的周总理鞠躬尽瘁。首先请您谈谈您的那段光辉岁月。

  姚力:1918年4月我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20岁时,也就是1938年在老家组织抗日游击队,加入了抗日义勇军,第二年我 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我与王澄同志领导游击四大队举行“港口暴动”,随后我们集体加入新四军。我担任了新四军挺纵五团政治处主任,参加“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战役。后来我又担任了新四军一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泰东警卫团、海启警卫团、苏浙军区三纵队八支队等部队政治处主任等职务,并参加了苏中反“清乡”斗争、车桥战役、浙西天目山战役、高邮战役等。

  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66团、华东野战军四纵队12师35团、第三野战军23军69师206团等政治委员,35军105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苏中、苏北、鲁南、鲁中、豫东、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亲眼见证了整个南京城 的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来到杭州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后来做杭州市副市长。1952年11月,中央把我调到政务院(现国务院)警卫处做处长,一年后又把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任秘书和综合组组长,负责周总理的安全保卫工作。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这两次重大的外交活动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的,而这两次外交活动我都参与了,负责总理的安全工作。

  作者:战争年代,您常常与粟裕将军一起战斗,您也反复强调“和粟裕将军一起打仗最值得骄傲”。您对粟裕将军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他对您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姚力:粟裕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2007年为纪念粟裕同志诞辰110 周年暨反“清乡”斗争纪事,我主编了《人民斗争的胜利》一书,里面大量记录了粟裕将军叱咤战场以及反“清乡”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们的故事。粟裕将军文武兼备,有胆有识,以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出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迹。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放的22年间,粟裕将军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长期在一个独立的游击区域或战略方向、战略区担任主要指挥员,他深思熟虑,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大仗、恶仗、险仗,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在打仗方面,非常有战略和经验,胆略超人,气吞山河,在敌强我弱、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会履危难而弥坚,临大敌而愈勇。孟良崮战役中,他采用对敌重兵集团中央突破、“猛虎掏心”的战法,楔入“王牌军”整编第74师的两翼,以隐伏敌后的部队断其退路,将其全歼;他还用兵灵活,不拘一格,善于从战场实际出发,善于审时度势,创造和捕捉时机,掌握战场主动权,莱芜战役,他“示形于鲁南,击敌于鲁中”,一举抓住李仙洲集团,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解放后,粟裕将军居安思危,殚精竭虑,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粟裕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民族、国家无比忠诚,勇敢善战,这种精神时刻影响着他周围的人。

  粟裕将军为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具有坚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对待子女既是慈父,又是严师。我们要学习他非凡的革命胆略;学习他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学习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学习他以大局为重,维护团结,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崇高品德。“周总理是我最佩服的人”作者: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召开,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1955年,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周恩来总理两次率中国代表团分赴日内瓦和万隆,而您则参与了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其中有什么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姚力:在这两次会议的安全保卫过程中,我主要负责打前站。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 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我和同事在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就已先期抵达日内瓦,准备中国代表团到达前的一切 工作。准备期间,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周总理人身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当时我们为了寻找一处安全又保密的代表团主要成员驻地,真是煞费苦心。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处相对满意的别墅,但别墅里面所有的电话都装有窃听器,这将严重威胁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我们立即准备了一批新的电话机,在会议开始时将装有窃听器的电话机全部换掉了。别墅位于日内瓦市郊莱蒙湖附近,为了保证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们的安全,我们还特别要求日内瓦警卫部门派来一个连,驻扎在别墅周围,加强警戒。

  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使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新成立的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随后万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 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

  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爆炸失事。万隆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召开,4月 11日,中国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赴万隆参会,飞机在沙捞越北面海中坠毁, 11名乘客全部遇难。万幸的是,我们的周总理之前改变预先计划,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改由经缅甸去印尼。“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震惊了全世界,后经调查表明此次事件是一次精心设计、有预谋的案件。经调查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一名清洁工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利用飞机停留香港加油之机,以打扫卫生为名,将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油箱下面。这起严重事件对正在万隆打前站的我来说,压力陡然增大。我多次与印尼侨领、万隆华侨负责人联系,做了大量工作,将代表团在雅加达的驻地安排在中国大使馆内,保障安全。安排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住在万隆一个爱国华侨的独栋别墅里,利于警卫工作。此外,印尼华侨众多,我和同事一起积极寻求他们的支持。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食宿都是中国大使馆直接负责。为了充分保证食品安全,当地华侨组织志愿队负责买菜工作。这些志愿者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企业老板,他们买好菜后送到大使馆。我也会一一检查他们买来的食材,但总体对华侨们还是信任的。保证食品安全不出问题非常重要,周总理的出行安全也丝毫马虎不得。当时,印尼方面为了筹备这次会议,专门从美国买了一批汽车,但这些车品质一般,中国方面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特地从国内调了一辆安全性比较高的小轿车。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后,不同意换车,还批评了我们。总理说,你们想到的只是一辆汽车的问题,没有想到我们和印尼人民的友好平等问题,我们同他们是平等关系,人家对我们这么客气,这么友好,给了一辆汽车,我们就应该按照人家的规定做。于是总理决定乘坐当地提供的车打头,陈毅乘坐从国内运 来的车紧随其后,如遇紧急情况,第二辆车冲到前面进行保护。其实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出于安全考虑都更换了车辆,开会的这 一天,在周总理的坚持下,他乘坐当地政府提供的车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在欢迎人群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印尼当地的百姓看了很高兴,他们认为中国的总理很尊重他们,华侨们也觉得脸上有光,我们为有这样的总理感到自豪。

  作者:周恩来总理是一位备受中国民众爱戴的好总理,您在他身边贴身工作了近五年,您心目中的总理是什么形象?

  姚力:周总理待人温和、宽容体谅,总是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同时他也有刚性的一面,这表现在他的政治活动中。所以,他是一位刚柔并济的好总理、好丈夫。平常工作中,他对我们和蔼可亲,他为人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总是春风细雨般地和我们交流工作。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期间,他日理万机,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是人民的好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由衷地敬佩他这种为国家、为人民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的精神。

  周总理在生活方面,充分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中华传统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衣服是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周总理和邓大姐携手走过52年风雨历程,他们是美满婚姻的典范。1954 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当时周总理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了周总理。正是“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谊的海棠花,周总理十分感动,百忙中,他也没有忘记回赠邓颖超一个热情的问候,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邓颖超。回国时,周总理还特意把那枝海棠花带了回来。邓颖超就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象征着两颗思念之心的信物。

  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周总理和邓大姐还曾邀请办公室成员及其家属去中南海西花厅看电影,我是带着爱人李英一起去 的。当时李英还挺着大肚子,怀着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到了西花厅以后,邓大姐和周总理都和她握手,邓大姐还嘱咐我们夫妻要互敬互爱。1957 年秋,我受上级的安排调离总理办公室,前往上海进入教育系统工作。临行前,周总理、邓大姐以及办公室的其他同事都来为我送行,我们还特意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前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我都珍藏着。

  “居安思危,祝华东师大越办越好”

  作者:1957年从北京调至上海后,您就走上了教育战线。 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负责全校的党务工作。您能谈谈在华东师大时的情况吗?

  姚力:回首自己的过去,我很庆幸自己在战争年代跟随过粟裕大将,解放后又到周总理身边工作,这对我一生至关重要,终生难忘。1957年10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先在华东政法学院,后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1965 年,上级任命我为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但我没到部里上班,直接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工作了。当时的校长是孟宪承,刘佛年是副校长。我是接常溪萍的班,他调到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任部长了,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致死。当时也有不少人想要把我打倒,但周总理在关键时刻发话了,周总理说:“如果姚力还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话,他就不会有问题,不会被打倒。”因为这句话,我幸免于难。后来在黑龙江下放插队时,被周总理批准调回北京任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负责人。80 年代再次离开北京后,我回到了浙江,进入浙江农业大学 (现并入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直至退休。

  作者:现在让您给华东师大题词,您想写点什么?

  姚力:居安思危,祝华东师范大学越办越好!

  (2013年9月25日口述访谈于杭州。汤涛系档案馆馆长, 胡琨系档案馆馆员)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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