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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薪尽火传——缅怀陈旭麓先生


发布时间:2018-12-25

  三十年之后缅怀陈旭麓先生,我想讲三点。

  第一,我感谢陈先生,他给了我学术自信。1985年,我入陈先生门下,当时已经37岁了。我的本科出自政治教育系,当时考研究生,专业课是不及格的,传闻之词,一说是58.5分,一说是59.5分,都在水平线之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非常自惭形秽的。陈先生讲的课结束之后,要求每个人交一篇作业。我那个时候正好在旧书店里买到一部铅印线装的《曾文正公全集》,我问陈先生,写曾国藩可以吗?他说可以。我就以曾国藩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的篇幅大概是一万两三千字,但我整整写了七个月。差不多在写每句话的时候,我都会自问,陈先生看到这句话会怎么评判。因此,在我所有的论文中,这篇文章写得最拘谨,最战战兢兢。我写完之日已是86年、87年之交了。交这篇文章的时候,陈先生正好不在,过了两天,我到他那里送信,一进门,他第一句话是“写得好”,第二句话是“我已推荐给《历史研究》了”。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解放了,这种解放使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学术自信。人有自信和没有自信,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学术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当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谁会相信你呢?所以,三十年来我始终感谢陈先生,因为他给了我学术自信,才会有今天的我。

  第二, 我感谢陈先生,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史学,以及怎么样做好的史学。当年陈先生论述历史,常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此谓之史识。跟着陈先生读书、上课、读他的文章的三年时间,我都在感受他是怎么样选择历史题目的,怎么样分析历史过程的,怎么样阐述历史内涵的。通过这些非常典型的示范,我至少了解了从事史学,一要有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这个视野就是你不断地读书、长期地读书所形成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这个结构越大、越宽越好,这种积累和结构从史实中来,所以既是具体的,又是贯通的。有了这样一个视野,你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事件、问题放入其中,它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再单单是一种个体的存在,从而既能看出其间纵向的历史因果,又能反照出横向的时代内容。二要有足够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陈先生之所以和冯契先生长期交往,心心相印。我个人认为,这与他们都拥有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并善于运用这种思维能力的相似和相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面对的史实,不但是片断的,而且是表象的。片断的史实需要串连为一个整体,表象的史实需要看到背后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不进入历史之中,而从历史之外进入历史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理论思维能力。所以,我感到那三年跟着陈先生读书,这一方面的感知是一种极大的开悟。当然,这两点未必能够穷尽陈先生的学问,但是对我来说已是受益不尽。

  陈先生是一个能把学问化为德性的人。他晚年处境不顺,但是仍然表现从容。他以他的学问使我们敬仰,他以他的为人使我们敬爱。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学者,但又是一个平常人。所以,像他那样的好人,是值得学习的。中国人讲“学以为己”,说的就是学问能成就人的人格。所以学界论人,常常将学问、道德连在一起。一个好人不一定是个能够做大事的人,因为做大事,做泽被苍生、惠及四海的事,与所居的势位相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此势位。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泽被苍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说的“行己有耻”“匹夫有责”,其实重心不在有为,而在不为。每个人未必都可以做你想做的大事,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不做不应该做的事。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你不做什么。刚才丁凤麟大师兄所说的他想绕来绕去把这件事解决,被陈先生坚决拒绝,这就是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行己有耻。其实人有时候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不该做,而是明明知道,但还要做。这就牵涉到了学问能不能化为德性的问题,学问能化为德性,则内有所守,外有不为;学问不能化为德性,则内不疚神明,外不惭清议,明知不能做的事还会去做。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缅怀陈先生,除了他的学问之外,尤其应该学习他的学问化为德性,努力做一个好人。


(作者系我校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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