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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举办系列活动纪念周抗这位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

铜像揭幕,手稿、奖学金基金捐赠暨生平回顾展


发布时间:2019-10-12

  1012日,在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周抗(19142019)诞辰105周年之际,华东师大举办了周抗铜像揭幕、手稿捐赠、“周抗奖学金基金”捐赠暨生平回顾展系列活动。

华东师大举办系列活动纪念周抗这位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尹继佐、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周抗先生的同事、好友、亲友以及专程从周抗牟韵文夫妇战斗多年的山东老解放区日照、临沂费县赶来的有关领导同志,悉数来到现场参与活动。

1952年,周抗在华东师大成立一周年大会上作报告

  1952年2月至翌年5月,周抗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建设和马列主义政治思想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重视学校党的建设,兼任新设政治教育专修科、政教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三个系科主任,主持编制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政治理论教学大纲,确定教研课题,培养政治理论教师队伍,亲率刘佛年、冯契等专家、教授上讲台为学生授课,还倡导成立了校“马列主义夜校”,是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奠基人之一。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和党委书记童世骏为铜像揭幕

  现场,李君如与童世骏为周抗铜像揭幕。该铜像由国内著名雕塑家何荪谟设计创作,周抗亲友捐赠。随后,周抗之子周凯军向学校档案馆捐赠手稿,周抗之女周南征向学校捐赠基金。 

周抗之子周凯军向学校档案馆捐赠手稿

周抗之女周南征向学校捐赠基金

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致辞

  据悉,此次向档案馆捐赠的是周抗的全部手稿,以及部分照片、书籍等珍贵的档案史料。捐赠手稿达1012页,主要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讲话提纲》《在指导改革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等内容,反映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深入思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捐赠全部手稿

  在研究周抗生平资料的基础上,档案馆策划了周抗生平回顾展,包括周抗生平图片展和实物展两个部分,全面展示和介绍了周抗坚持马列主义信仰,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的一生。

周抗生平回顾图片展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讲解展览

周抗生平回顾实物展

  揭幕捐赠仪式结束后,华东师大还举办了周抗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系统回顾这位“抗大走来的哲学家”在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也向以周抗为代表的老一辈师大学人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校整体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致敬。目前学校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场学术思想研讨会也纳入了校领导班子的学习教育方案,作为校领导班子第八次的集中学习研讨,为的就是在对前辈学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贡献和育人实践的回顾中,进一步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初心和使命、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相关重要论述。


周抗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


附:

  周抗(1914.2.26—2002.2.15),原名周鸣韶,字子闻,浙江诸暨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兼任政治教育专修科、政教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奠基人之一。先后任上海市委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上海市哲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山东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名誉主任。

抗大走来的哲学家——周抗事迹介绍

一、刘海粟将周抗保释出狱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周抗遵从父命,“科学救国”,16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科中学电机工程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学校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驱逐浙江国民党省主席的爱国学生运动,从杭州扒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他还身穿西装,站在自己沿途画的“还我河山”宣传抗日的大型壁画前拍照明志,激怒了学校训导处,被浙大开除。193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师从刘海粟、范新琼、张玉良等专修油画。他用心聆听美术理论讲座,勤奋创作,作品很快入选学校画廊展出。翌年,在中共地下党员鲁夫等引导下,参加上海进步学生运动,被抓进国民党南市区警察局关押了三个月,刘海粟校长同情爱国学生,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多方阻挠,硬是出面将周抗保释出来,并推荐他转入徐朗西、汪亚功执教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继续学习。

二、周恩来亲自安排周抗兄妹三人去延安

  抗战全面爆发后,周抗决定奔赴延安。长沙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龙潜为他开了一份去西安的介绍信,但不久去西安的火车中断。当看到《新华日报》登载第18集团军护士大队正在重庆招生,周抗打算改道去重庆。他怀揣党组织的介绍信,领着十四五岁的五弟鸣竞和小妹绮春,一路通过许多关卡终于走到了重庆。因介绍信的目的地不是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不同意接转。无奈之际,他听办事处的浙江老乡说,周恩来同志有时会送客到二道门,便领着弟妹每天守候在办事处大门内。一天,他果然见到一位首长送客到二道门口,正要转身回去,周抗马上领着弟妹跑上前去请求首长帮助,并递上手中的介绍信。那位首长和蔼地抚摸着两个孩子的脑袋问:“你们小小年纪去延安干什么呀?”弟妹们按周抗早就教好的话大声说:“我们要去抗日打日本鬼子!”首长听了“哈哈”地笑了,随即吩咐身边工作人员帮助接转关系。兄妹三人高兴极了。此时,有人告诉周抗,这位首长就是周恩来同志。

  这样,周抗终于拿到了新的介绍信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了。临出发前,办事处军务参谋提醒大家说,你们的老家都在沦陷区,为了不影响你们的家庭,还是改个名字吧。他想了一下说:“我参军是为了抗日救国,干脆改名叫周抗。”从此,他的原名周鸣韶就不大为人知道了。

三、抗大总教务长何长工将他留在抗大

  到延安后,周抗原本打算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但此前已有一位也叫周抗的青年先进了鲁艺,他则被分配到了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报到时,周抗还在为进鲁艺作解释,抗大总教务长何长工正好经过。他仔细询问了情况后说:“周抗同志,你是‘大知识分子’,不但有革命的觉悟,还具备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们抗大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听了何长工的热情话语,周抗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进入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三个月后,组织上认为周抗“有文化,理论基础好,条件适合”,很快被抽调进“政治教员培训队”进行重点培养。1939年2月,横穿山西到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抗大一分校。他刻苦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等著作和《资本论》等马列原著,为此后一生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教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学中,周抗开设过抗战理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基础问题等课程。为了让学员更快地理解课堂所学知识,他还编了一个小话剧《小傻瓜开工厂》,让学员在课堂上表演,把资本家的剥削手段,如延长工时、倒拨钟表等形象地表演出来。当表演到一个洋人来工厂时、他还教学员用英语说台词。这种自创的教学形式,达到了易记、好懂、能理解、会运用的效果。

四、策马南下大上海

  1949年初春,全国解放在即。周抗担任三野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六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奉命从山东渤海专区调回部队。他率领1000多人的干部大队在济南集结、整训后,随三野大军横渡长江,于6月13日开进大上海。当时,南下纵队是靠双脚走到上海的。跟随周抗过江的陈志强说,部队每天要走60至70里以上,有时强行军100多里,为防空还得昼伏夜行。周大队长配一匹大红马,自己从来不骑,都是给病号和体弱的女同志骑,要么就是给女同志驮背包和10来斤重的米袋子。警卫员陈德金说,六大队政委大部分时间缺编,周抗是一肩挑,行军路线、政治宣传、纪律教育、后勤采购以及行军和宿营后的警卫等等,每天都忙到半夜12点以后,只睡四五个小时。苏州、上海临解放时,纵队领导还要求周抗给各大队介绍上海市内情况,进行入城教育。

  南下干部纵队到达江苏丹阳,随着形势的需要,华东局从各大队抽调了一大批干部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周抗率部到达上海后,也调到了“革大”,在一、三、五部担任副主任、主任,参与了革大初创时的招生、编制教学大纲、确定教学内容和选调干部等工作,还亲自为新学员授课。

五、在华东师大介绍刘佛年、冯契入党

  1952年2月,周抗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妻子牟韵文随后也到任(曾任华东师大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华东师大工作时,他非常尊重、关心老教授和骨干教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选派优秀人才出国留学,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办学中的主力军作用。他还热情介绍著名教育家刘佛年和哲学教授冯契等入党,挤出时间为政教系调干生讲授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他们大多数人毕业后留校成为党政工作骨干。

  周抗经常深入教室、宿舍,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还时常去学生食堂吃饭,与学生们交流。一天中午,河西学生大食堂有些同学提意见说,大米饭有较浓的汽油味。正好在场的周抗听到后,立即站上饭桌,大声向学生们解释说:“这批大米是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前,特务浇上汽油准备烧掉,被我先头部队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夺下来的。现在全国经济刚刚在恢复,美帝又发动侵朝战争,同学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眼前困难,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支援抗美援朝……”听着听着,在场的学生和食堂师傅都鼓起掌来。

六、真情宣传“七千人大会”精神

  1962年,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安排在市委党校小礼堂为全市处级以上干部轮训班(第三期)作关于学习“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辅导报告。许多同志竭力劝周抗对某些问题不要讲,对某些问题要少讲。周抗却认为:“少奇同志的报告,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为什么不可以联系实际,努力宣讲,以期多说服一些同志呢?”那天,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按中央的传达口径,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受到听讲干部的一致好评。

  1957年,周抗曾奉调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与党组副书记、新四军版画家沈柔坚等共事,领导“反右”斗争。在“反右”中,他尽力保护广大画家,其中有唐云、应野平、程十发、邵洛羊等。但是却没能保住自己的老师刘海粟,还不得不奉命写一篇批判刘海粟的文章。那些天他绞尽脑汁,把与刘海粟之间所谓的“敌我矛盾”,写成了不同艺术观点之争,全文约6000字,分两天刊登在《文汇报》上,总算交了差。1978年周抗在天蟾舞台作“真理标准”辅导报告时,就向被打成“右派”的刘海粟老师及其他在“反右”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老画家公开脱帽道歉,当时中央还未正式发文为错划的“右派”改正。

七、作了120多场“真理标准”的报告

  1978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引起周抗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当时,他就以“上海社联负责人”的身份,顶住“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带头作“真理标准”的辅导报告,前后一共作了120余场报告,到现场和听过录音的有近百万人。其中前60余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前作的,自然遭到了一些批评和压制。一天,周抗作“真理标准”报告时,有人举手诘问:马恩列斯毛的理论能不能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他马上回答,也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场休息后,周抗回答提问条子时再次肯定地说,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话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下,有些人大为反感,有关部门也打电话到社联,说周抗的报告有错误,不许再讲,录音全部上交。

  周抗坦然地对家人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必须坚持,相信广大干部群众会支持我的。”周抗之子周凯军回忆说,“果然,不少市里的老领导和老干部亲自到我家里来表示慰问,更多的干部群众写信、打电话表示支持。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上海电视台多个频道以采访我二姐周南征为主的纪实专题片中,把话剧《于无声处》、宝钢合资、作了120多场‘真理标准’报告的周抗,并称为上海改革开放中的三件大事,这是对父亲最高的评价。”

  2009年6月22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在来上海参加周抗《哲学文集》首发式暨座谈会时深情地说:“1978年1月4日,我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与周抗同志住一间房间,他们都知道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是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周抗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毫无疑问的……’态度明确,毫不含糊支持我的观点。周抗同志在上海,如此执着地参加真理标准讨论,批判‘两个凡是’,批判‘文革’和‘左’的指导思想,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崇高品质。”


图文|戴琪  来源|档案馆  编辑|彭佳  编审|郭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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