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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七一党课的演讲

向可敬前辈致敬,为光荣事业增光


发布时间:2019-11-02

  从195110月建校以来,华东师大几代师生为在中国大地上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

  在这个奋斗历程中,学校许多前辈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天是建党纪念日,我想着重说说我们的三位老书记:周抗同志(1914—2002),常溪萍同志(1917—1968),和施平同志(1911—),说说他们所开创的我校党的工作的优良传统。

  周抗同志是华东师大历史上到任最早的党委书记,他于1952年2月来学校担任校党委第一书记之前,我校有党组织,但还没有党委。

  常溪萍同志是华东师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党委书记,从1954年6月宣布担任华东师大党委第一书记到1965年8月调任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在华东师大任职了11年多。

  施平同志是华东师大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党委书记;从1978年8月担任校党委第一书记,到1984年6月去市人大担任常务副主任,施平在不长任期内所做的许多工作,在历届校友和各校同行中都有极好口碑。

  施平同志我这几年每年春节前都去拜望,好几次进门前我都想办法拍到他正伏案阅读的照片。施平同志在师大做书记的时候,我有幸在这里做学生,先是做本科生,后是做硕士生。

  常溪萍同志我没见过,但我有幸通过我的老师冯契先生,对常溪萍同志多了一些了解和理解。冯先生在文革前是常书记的挚友,两人经常相互串门,在文革中是常书记的难友,两人被关在同一间宿舍“隔离审查”。

  周抗同志我印象中也没见过,尽管应该是有机会见过的,但我有幸成为他两个岗位的后辈,一个是本校党委书记岗位,一个是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岗位。

  这三位前辈都富有情趣,酷爱艺术。周抗曾在刘海粟先生门下学画,后来到延安投奔鲁艺,只是因为一位也叫周抗的人已在那里就读,才改为抗大学生,走上革命理论家而不是革命艺术家的人生道路。常溪萍的书法曾得到不少书法专家的高度评价,两年前学校在纪念他百年冥诞时,曾出版了一本他的墨宝集。施平离休后每隔几年就出版一本影集,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这位百岁文艺青年还出门在外,拍摄花卉。

  这三位前辈更坚守理想,忠于职责。他们都出自富庶之家,为了理想投身革命,在战争年代经历了生死考验。建国以后,作为高校领导,在各种政治环境中,他们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致力于把中国高校的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现代化水平统一起来,把牢牢坚守办学的政治前提与全力发挥办学的政治优势统一起来,把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和做民族先锋的光荣使命统一起来。 

  所以,他们在华东师大工作和任职期间的以下事迹,尤其值得我们重温和学习。

  其一,他们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都坚定不移地走党的群众路线。

  在1957年2月召开的我校第一次党代会上,常溪萍同志代表校党委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题为“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提高教学质量与科学研究水平而斗争”,论述了党群关系、各级党组织与各级行政的关系、校部与系、系与教研组及班级的关系、新老教师的关系、老教师与老教师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行政干部与教师的关系(包括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包括学习与工作关系)和是非关系这十大关系,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与群众的关系的基本情况做了仔细分析,对“关系好的为数不多”、“关系一般还好的但不够密切的占大多数”和“关系比较差的为数极少”这三种情况,每一种都用具体例子进行了认真说明。尤其令人既感动又感慨的是,常溪萍对“为什么多数党组织和党员与群众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呢?为什么还有很少数的党组织和党员与群众的关系还很不好呢?”,用了很长篇幅做了六点原因分析,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八项具体措施。

  我校首届党代会的这份报告,在我看来,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因为它不仅相当准确而生动地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而且以一种特殊方式提示我们,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缺口,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甚至付出巨大牺牲,才有望逐步缩小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常溪萍同志做出了极其难能可贵的努力。在师大老同志当中,传颂着许多常溪萍同志在这方面的不少感人故事。我多次听人讲起,全校许多普通教职工和各系科各年级同学的名字,常校长都叫得出来。老校长刘佛年的一篇回忆文章印证了这个说法:“他从早到晚很少休息。他不只是召开会议,不断地找人谈话,而且喜欢下去,食堂里,宿舍里,教室里,工厂里,运动场上,什么地方都能见到他。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校内各个地方转一两圈。他看见教师就和教师谈话,看见学生就和学生谈话,看见职工就和职工谈话。随时了解他们的情况和要求,及时解决问题。他记忆力很好,和你谈过话,下次见面就叫出你的名字。他和师生员工接触最多,知道人们的情况最多。”

  其二,他们在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同时,都勤勤恳恳地为教师做好服务。

  在高校,党群关系的最重要形式是党委与教师的关系。周抗曾回忆有一次与常溪萍交谈,两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办好大学要依靠知识分子、依靠教授。常溪萍要周抗谈谈他的经验,周抗说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可是他还是直率地谈出了自己在较大范围内以“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的三点体会,并说“毛泽东总结关于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时赋予了‘交朋友’以新的意义,从而使我对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不仅有工作关系,而且还应该有友谊关系这一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周抗说常溪萍听着频频点头,认为我们的确需要进一步做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工作。地理系李春芬教授后来的回忆说明,常溪萍正是这么去做的:“串门谈心,成了他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由于他平易近人,态度诚恳,坚持原则,所以,同他交谈,不仅不感到有什么隔阂,而且,对他的谈话,大家都有与人为善、语重心长的亲切感。”

  施平同志来到华东师大的时候,吞噬了包括常溪萍同志在内不少师大人的那一页历史,才翻过不久,许多方面都亟待拨乱反正。施平同志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许多思考和实践,记录在他在1988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运动和作用》一书之中。为了准备今天这个发言,我在孔夫子网上买到了有他亲笔签名的这本书。书里收入了16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其中一篇是1983年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施平在其中深入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是否仅属于统治阶级?”“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否都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剥削人民?”“知识分子担任领导是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吗?”“知识分子是不是靠工人、农民养活的?”这些问题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很可能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在当时,施平同志是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无畏的政治勇气的结合,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深刻而贴近现实的论述的。

  施平书记的理论思考是与他的工作实践密切结合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例,从平反冤假错案到重用骨干中青年教师,从提倡教授治学到关心中青年教师身体健康。在包汉中和汪祥云老师为《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写的施平传记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有关给教师提高收入的叙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东师大教职工未加一分工资。教职工的工资很低尤其中青年教师家庭经济负担重,生活相当清苦。随着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教师的教学、科研任务逐渐繁重,在一时难以提高教职工工资的情况下,施平想方设法改善教职工待遇,他与校其他领导商量后,于1979年8月提出试行增收节支基金制度,即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增收节支活动,用增收节支办法,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科研、生产任务前提下,挖潜增产,广开财源,创造条件,增加收入,获取利润,将利润作为“学校基金”,建立优秀教学奖、科研成果奖等奖励制度,鼓励先进。这一措施经市和教育部同意后实行,得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欢迎。”

  其三,他们在牢牢把握办学方向的同时,都竭尽全力使学生健康成长。

  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华东师大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传统的奠基人是周抗同志。政教系老教授、曾经担任我校党委副书记的吴铎老师这样回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学急需思想政治课教师。为了尽快培养出一支高质量的政治教师队伍,刚刚建校的华东师范大学决定设置政治教育专修科,学制两年,并从革命干部、小学校长、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为了保证这支快速培养的政治教师队伍的质量,时任学校党委书记的周抗,决定派最优秀的一批教师到我们班级任教…亲自兼任我们政治教育专修科的科主任,同时为我们教授时事政策课程。”

  常溪萍同志关心学生成长的事例更多,除了思想政治,在专业学习、宿舍卫生、体育锻炼、文娱生活、毕业分配等等各个方面,他都无微不至地关心,身体力行地关怀。我校历史系老教授虞宝棠有这样一段回忆:

  “当年学校没有游泳池,每到夏天,爱好游泳的师生就犯难,要求学校造个泳池。但是新建一个游泳池,谈何容易,投资大,上报审批,一时很难办到,常校长又急人所急,到处巡视,与人商量,最后看准丽娃河夏雨岛东侧河段近五十米,决定自己动手在此造个简易游泳池,说干就干,河底铺上水泥、岸边造两个窑洞式的更衣室,投资少,工程很快竣工。放水开放,满足了师生游泳的要求。今天每当走过夏雨岛都会想起当年像饺子下锅一样的游泳盛况。”

  在人才培养方面,施平同志有关“群育”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余佳同志等会儿还会就施平同志这方面的思考和实践谈体会,我这里只想说,施平同志有关“群育”的论述,应该像“思群堂”、“群贤堂”等一样列为我校以“群”冠名的特有精神财富之列。

其四,他们在精心培养人民教师的同时,都想方设法对标一流学术目标。

  我校是为新中国培养百万人民教师而新创建的社会主义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一直是我们首要的办学任务。但是,从建校之初开始,我校就一直同时把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放在很高位置。1957年,教育部首次批准组建的全国18个研究室中,我校占了两个,一个是胡焕庸先生领导的人口地理研究室,一个是陈吉余先生领导的河口海岸研究室。1959年,我校被中央确定为16所全国重点高校之一。我校在学术攀登历程中留下的这些早期足迹,蕴含着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和孟宪承校长一起带领全校教师们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在按照上级要求落实一项又一项政治任务的同时,他们可以说是抓住一切机会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常溪萍自己曾让人找来有关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莫斯科大学的详细资料,希望在这些学校中找到我校的学术标杆;他深入文理各系及其教研室和实验室,不仅给师生鼓劲,而且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我校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获奖项目“人工骈体棘尾虫核质关系”,就是生物系张作人教授在常溪萍支持下建立的“原生动物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在担任校党委书记期间,施平书记和刘佛年校长一起引导全校老师们对处理好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共识。在我校建校30周年的那一年,也就是在1981年,我校有10项科技成果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3项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充分展示了我校在对标一流学术目标方面的实力。凭借这样的实力,我校的《1980-1990十年规划纲要》把学校的总目标确定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把我校办成高质量、有特色的重点师范大学。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大学基础课、部分专业课教师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把学校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

  其五,他们在踏实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都集思广益布局学校长远发展。

  回顾既往,我校有不少学科和研究方向,往往不仅在师范大学当中是起步最早的,而且在所有国内高校当中是领先发展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施平同志在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和刘佛年校长一起做的许多工作,为我校此后发展奠定了很好基础。

  一个重要例子,是1979年5月,我校在全国师范大学中首家新建了计算机科学系。针对当时有些同志的顾虑,施平同志强调“时代的发展已走进了计算机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具体标志就是计算机(电脑)的出现、发展和运用,这是历史阶段性的一次社会大革命,科学教育首当其冲,学生和教师不懂计算机科学的应用,将不可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学校教育应走在前头,为国家提供信息时代的人才。”四十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多么难能可贵!

  同样能显示施平同志学术眼光的,是在他直接推动下,1981年,我校与上海社科院联合创办了“苏联东欧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后来改为俄罗斯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文科基地之一,对我校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学校要有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管理体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国际国内合作等方面的支持。在施平同志担任书记期间,我校在后来被称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的那几个方面即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具体方式上,在这几个方面之间如何实现有机统一的制度形式上,进行了在全国高校有很大影响的重要探索。面向全国和全社会广聘一流人才,通过为学有专长的老教授配备助手等形式而组建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为发展潜力大的学生采取特殊措施强化其外语能力和跨学科研究能力,等等,当时的党政领导采取的这些做法,让我们至今仍深受其益;施平书记自己不仅亲自带领国家级高教代表团走出国门与欧美高校建立和落实合作交流,而且以其特有的创造力和号召力,在全市乃至全国高校发起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和协调行动的合作活动和协作联盟,这些也都为学校此后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示范和激励。

  同志们,前辈为我们奠定了发展基础,树立了工作榜样,尤其是为我们留下了通过加强党的领导而促进学校与国家共发展、通过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而促进师生与学校同成长的丰富经验。与上面讲的三位书记和他们的同事们一起苦苦奋斗的时候相比,我们今天的办学条件要好得多了。但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挑战和使命。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扎实实地履行好师大人的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和发展使命,为建教育强国和以教育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 | 信息来源:新闻网 | 浏览次数: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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