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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者的本色——纪念哲学家冯契先生百年诞辰


发布时间:2015-11-01


“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记念冯契先生


  今年是冯契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家诞辰百年。冯契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中途赴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联大复学,问学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承继了他们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学问,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执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数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写。我们在这里回顾冯契先生的经历,记念他在20世纪中国度过的一生。


1987年,冯契在书房


  “给他贴任何一个标签都不太合适。”上世纪80年代曾师从冯契先生六年的高瑞泉,在座椅上出了神,“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说他是唯物主义吧,他和一般人理解的意识形态上的唯物主义还真不一样;你说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50年代写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写的文章,对儒家的看法很高;他内心又特别喜欢禅宗和庄子。有人说儒家讲通人,庄子讲散人,可他的乐观,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个样子。”
  那么,“独立”,在各路思想竞相登台、时代大潮裹挟着人前进的20世纪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在同窗赵俪生的回忆里,这位两次入党、两次受了处分的好友,“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作为‘坯子’,……他似乎是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和小说,喜欢思维,往深邃的地方思维。”
  而在次子冯象的记忆里,父亲知道他去云南上山下乡,还随身带着《史记》选读时,曾面露欣慰之色。他后来知道太史公的《报任安书》是父亲在“牛棚”里经常默诵的自励文章。在困厄中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真正是“倜傥非常”。
  这种卓异、不同寻常的人格,可以在许多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寻找出路的读书人身上辨认出来。
  今年是冯契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家诞辰百年。冯契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中途赴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联大复学,问学金岳霖、汤用彤,承继了他们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学问,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执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数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写。
  我们在这里回顾冯契先生的经历,回顾他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坎坷,记念他在20世纪中国度过的一生。


“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


借钱也要让他读书


  1915年11月4日,冯契出生于浙江诸暨山区一户农家,得名“宝麟”。


  会稽山脉一带,发达的一端在北边的绍兴,诸暨则是艰苦的山区。历史上,诸暨民风坚忍,山民好械斗,老人说,这是越王勾践留下的传统。
  而冯契笔下的故乡却是秀美、太平,在这块出过西施的地方,“人们的一生是一只情歌似的:小孩子唱山歌,青年们谈恋爱,中年人造安乐窝,老年人儿孙满堂”(《我的故乡》)。当然,他也写过乡民报血仇的故事。
  大约是乡土的滋润,冯契的父亲正是一位脾气刚烈、揭竿为旗的农民。那是清朝末年,冯春德受了当地一个地主的欺压,他一把火烧了地主家的礼拜堂,逃去了杭州,结果被通缉,回不了家了。幸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当了新军,参加了杭州的光复,这才能够回家种田。他认为,当年地主家之所以能够欺负农民,就是因为农民没文化,所以,要儿子读书,借钱也要让他读书。
  上了一两年私塾之后,8岁的冯契开始去外婆家附近的翊忠初级小学读书了。他12岁初小毕业,转入镇上读高小(旧制初小4年,高小2年)。这期间,冯春德曾带儿子到杭州,住在一家小客栈。父亲有意考验一下儿子,就把他带到闹市,故意躲起来,偷偷看他。这小男孩并没有哭,只是东张西望,慢慢按照记忆摸索回客栈了。父亲大为满意。


上清华哲学系


  1928年,冯契14岁,在高小毕业后,考进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一路成绩优异。杭初校长、同时担任国文教员的唐世芳先生(1899—1983)非常赏识他。3年后冯契考进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8岁时,父亲去世了,冯契休学半年。唐先生让他在杭初担任文书工作,以补贴家用。
  1935年春天,冯契高中毕业。夏天,先后报考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都考上了。南开有奖学金,清华则是作为清寒公费生被录取,这个录取标准是高于一般学生的,而冯契当年考了榜眼。最后,他决定上清华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是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当时的清华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张申府等诸位先生。一入学,冯契就前去拜望冯友兰,冯友兰说清华哲学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建议他一年级就选金岳霖的逻辑课,他照办了。


“少年气盛”,“脱颖欲出”

南下宣传,练习抗战


  就在冯契入学前后几月,华北情况日益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华北特殊化,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偌大一个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刚刚进清华不久的冯契,接连参加了“一二·九”请愿、“一二·一六”示威两次大游行。
  当时,学生们中间已经分作左中右三派,属于“革命外围”的各种学生团体也已经出现,“平津学生南下抗日扩大宣传团”便是其中一个。1936年1月,冯契参加了宣传团,大冷天沿着平汉铁路线南下,每天都要徒步几十里路,以颇为军事化的长途行军作为抗战练习。
  同行的学生中,有一位清华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名为于光远(在校时名郁锺正,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和冯契两人很投缘。于光远后来回忆说,当年少年气盛,冯契谈话间不轻易推举中外哲学家,是个“要求很高的评论家”;讲到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又自信颇高。可惜宣传团行军十多天,就在河北保定的高碑店被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队伍被强迫解散,人员遣返北平。
  宣传团的成员们并不气馁,回到北平后又组织到了一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队员为了学习打游击,多次到圆明园和西山一带研究地形、描绘地图。于光远和冯契两人也因为参加“民先”而继续来往,还是大谈哲学。于光远在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讲给冯契听。


“左联”文学青年


  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北方部,开始在“民先”中发展组织。于是有了“左联”清华园小组,冯契、王瑶、魏蓁一(韦君宜)、赵甡(赵俪生)等都加入了。因为是个秘密组织,得有个公开的名目,这些“平时都喜欢舞点文弄点墨”的学生们就组织了“国防文艺社”,接着又扩大改组成为“清华文学会”。他们热闹地办起一个文艺刊物《新地》,冯契任编辑,既负责校对,又负责送去书店出售,但出了两期,就被禁了。
  喜欢写诗的冯契,用提曼、鹰潭等笔名,1936年间在《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上发表了多篇作品。他笔下散文诗的主人公多是贫苦人,比如走投无路的母子,落了寡的蚕娘,丧母、孩子又接连夭折的爱人。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拖油瓶》《哥哥》,写的也都是受欺凌的可怜人。
  看到捡煤屑的孩子无意中践踏了路旁的蒲公英,这“一点小小的事”,也会引起他“无限忧伤”:
  我倦了,像春风一样地倦了。/但我不能安息。(《春游》)他为捐税负担沉重的农民们抱不平,而反剥削反压迫的情绪还同抗日救亡的激越融在一起:
  我爱北平。……因为这儿颜色比江南单调,情绪比江南兴奋。
  ……现在我更爱北平了。因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难的英雄。敌人的飞机和暮鸦,在他的头顶翱翔,他报之以粗豪而凄怆的呼声——学生和劳动大众的呼声。
  我更爱北平了。因为此地有热情的面庞和狂跳的脉搏。因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们和我同甘苦共患难。
  “一二·九”以后,我这样写信告诉江南的友人。(《我爱北平》)


“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


  但这位天性温静、谦和的年轻人,并没有忘记学业。大学一二年级时,他就啃起大部头的西文版康德和斯宾诺沙著作来,很快得到老师的器重。
  大二时,冯契选修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冯友兰先生有些磕巴嘴,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
  这下引得“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就只是‘叨陪末座’了”。用同选了这门课的赵俪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话说,冯契那时候就已经“脱颖欲出”了。何炳棣也回忆,这门课是他自己上得最得意的课了,得90分以上只有三人,冯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有一日晚饭后,冯契去清华园东北角散步,经过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家门前,被正在躺椅上剔牙的朱先生叫住,夸道:“听说你的白话文写得很不错!”冯契听了有些不快,心想:为什么不说文章、散文,而要说白话文呢?朱先生“凸起腹,架起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态”,也让他觉得难堪。但后来听说朱先生保护学生的经过,就又很敬佩了。原来,“一二·九”之后数月,当时的北平市长宋哲元派大兵抄检清华园。好几位被点名的学生躲在朱自清家里,幸免于难,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冯契妻子的物理系学生赵芳瑛。她的大哥赵万里是朱自清的好友,进清华时,赵万里就把妹妹介绍给他照顾。几位学生在朱自清家很受优待,朱先生夫妇安排他们夜里睡沙发,早上还给每人煎了一个荷包蛋。


1943年西南联大,左起冯契,吕笃周,邓艾民。


“几乎在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支队,都可以碰到‘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

“民先”介绍去山西参加“牺盟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民抗战开始,清华园也不再恬静。29日,北平沦陷。
  8月,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里也成为进步学生的大本营。11月,冯契来到衡山上的临时大学文学院报到。先去投身革命的赵俪生也在中途上山见了一面同学,和王逊、冯契、邵森棣、查良铮聚谈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别。不久,徐特立从延安来给学生们讲话,动员年轻人支援、投身抗日。学生们都很受感召。不久,有些进步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决定赴北方参加抗战工作,冯契也报名参加。
  临行前,冯契向金岳霖告别。金先生非常赞赏他的行动,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20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
  12月,“民先”介绍冯契先后到山西省临汾、赵城、汾西等地,参加由薄一波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冯契那时候去北方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一二·九”运动中和他一起的李昌和于光远,这时都已经在山西了,他们参加的是陈世渠的部队。热血青年们都纷纷从课堂走向战场,冯契说,几乎在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支队,都可以碰到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


清华实在论学派的唯物主义倾向,让学生们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冯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便是在“一二·九”运动中。一开始读得较杂,有苏联人写的,有中国人写的,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马恩、列宁著作。他后来评论说,清华哲学系可说是个实在论学派,相比五四时期流行的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兴起较晚。清华实在论跟西方分析哲学有血缘,又与中国的理性主义传统相结合,其中含有唯物主义因素;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金岳霖几位教师的著述里,都有唯物主义倾向。而他们的这种倾向,也对学生们产生了影响,让他们“在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抗战的经历中,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新理学”的理性精神》)。
  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有了这种政治上的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满怀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冯契和他许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在山西前线,冯契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后来这么诉说当时的兴奋:“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在大家对抗战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是《论持久战》指明了前途,让人豁然开朗。冯契说,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感染力”。


鲁艺文学系的艾提,跟何其芳一路在谈英国浪漫主义


  不久,山西近乎全面沦陷。
  1938年春天,当时化名陆旦的冯契一路与山东大学学生丛一平(解放后任西安市市委书记)、刘晓沛(解放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同行,自称为“三剑客”。冯契从汾西冲过封锁线,九死一生地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恰巧赶上鲁迅艺术学院开办文学系第一期,他就进入文学系学习,学名艾提。
  当时文学系主任是周扬,具体事务由沙汀负责,教员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学员二三十人,比鲁艺最初三个学系音乐、美术、戏剧系人稍多点。在鲁艺学习期间,冯契在政治生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入党。11月,由音乐系同学安波(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曲,解放后曾担任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编导)作介绍人,冯契和何其芳一起在鲁艺入了党。
  不久,贺龙将军从前线回来,为鲁艺师生做报告,动员大家上前线。于是鲁艺决定,让这批学生头三个月在学校学理论,接下来三个月就到部队去,作为实习。12月,鲁艺四个系二十多位师生随八路军120师来到晋西北,其中文学系有七八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带队。贺龙还亲自带他们去和白求恩会面,后又辗转到晋察冀、冀中等地。
  同去的学生里,只有冯契念过大学。在后来一些人的回忆里,说起一路上只听得何其芳和艾提两个人,大谈英国浪漫主义,艾提出口就是济慈的诗,“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丽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悦)”——可了不得,都上前线了,还谈论这个。


在120师,得了第一个处分


  然而,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冯契背上一个多年未能解决的处分。建国后初期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他在检查报告中也回顾了这桩事。据冯象介绍,虽然其中具体细节不甚明了,但大致许是这样的:
  鲁艺师生们到了120师前线之后,有的人下部队,有的人在师部宣传科。当时日军方面经常轰炸,他们白天不能行动,只能睡觉,晚上行军作战,这对于师生们来说非常艰苦。
  这时候,部队里有干部开始追求他们中的女生。有位女生不愿意,其他学生便为她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背景让人很容易想起之前发生在延安的一个悲剧——黄克功案。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不成,在延河畔枪杀了16岁的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这位少年即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功臣”,后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这被称为是毛泽东的“挥泪斩马稷”。可以想见,在1938年的鲁艺,大家对此还记忆犹新。
  鲁艺的同学们为这位女生说话,提出要回延安。报告是冯契递上去的,因为他在师部宣传科工作,而且年纪稍长、又是大学生,被看作是学生里的头。师部不同意,冯契据理力争。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前来调解,批评了他们,但还是作出了让步:愿回延安的,待足六个月再回;但是领头的学生,因对抗组织,还是要给一个处分,“停止组织生活”。冯契不同意这个处理,但他们最终还是在1939年夏天回到延安。
  到了延安,冯契又向学校党组织提出申诉,要求恢复组织生活,结果受到严厉批评。他一怒之下就走了。在“整风”之前,延安气氛还比较自由,这自动出走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是从组织的原则来说,毕竟是违纪。十多年后,写进了思想检查。
  冯契决定离开延安回昆明复学。“三剑客”里的其中一位,从西安来,帮他搞到一本胡宗南的通行证。有了这本通行证,一路走就容易多了。半路上遇到一位清华同学,两人一块儿回重庆,再从重庆去昆明。路费则是由赵芳瑛给他寄去,那时他俩已经恋爱了。
  冯契9月初离开延安,11月到达昆明,离开长沙临时大学两年后,他回到西南联大复学,成为哲学系三年级学生。


“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

在西南联大复学


  在前方及延安近两年,冯契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写下组诗《北征》。艾思奇曾将这部诗稿介绍给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未能出版。抗战胜利后,三联书店成立,迁往北京,诗稿交还作者。但《北征》在“文革”中被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到了昆明,金岳霖见他来,便约他去住处谈,还特别准备了大后方难得的咖啡和点心,详细询问他在前线的情况和所见所闻。金先生说,他们这一代人,生在有瓜分恐惧的时代,一直担心中国要亡国;现在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复学后的冯契开始上课。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冯契有机会受教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北大汤用彤先生。冯契先后选读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汤先生一人能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课程,令冯契感到十分敬佩。
  冯契归校后,在政治活动上也没闲着。12月,他参加了西南联大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群社”。因为要办壁报、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常常缺课。但汤用彤的课,除非生病,他绝不缺席。
  1940年,“民先”解散,冯契由“民先”队员转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在地下党领导下做宣传和联络工作。也曾去昆华农校组织读书会,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这期间,他常写杂文登在“群社”办的墙报“腊月”、“热风”、“群声”上。


“后来我终于在昆明留下来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令国共关系大为紧张,大后方白色恐怖严重,坊间盛传国民党特务已开出黑名单,即将派出武装到西南联大进行大搜捕,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学生运动暂时沉寂了,“群社”的公开活动被迫停止。冯契来到昆明郊区龙头村暂住。龙头村是昆明郊区的一个集镇,又叫龙泉镇。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都疏散到这里。
  王明(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为冯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数百函《道藏》的包围中安了个书桌,搭了个帆布床。有一天,汤用彤先生来了,悄悄问冯契:“哲学系有几个学生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么?”冯契:“不知道。”“不会是被捕了吧?”“没听说。”“你不会走吧?”冯契踌躇了一下,说:“暂时不会走。”汤先生叹了口气,盯着冯契:“希望你能留下来!”
  冯契恍然:原来,汤先生并不是不问政治,只做个“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这严峻时刻对进步同学如此爱护、真诚地关心,使得冯契对他更感亲近了些。
  这一年冯契27岁,在夏天时大学毕业,接着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搬到司家营。司家营离龙头村不远,都是乡下。如果步行去昆明城,得有十七八里,要走两个小时。这时候地下党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正什么公开活动都不能干了,冯契便决心埋头读书——“非常寂寞,便发愤忘食地读书,常读到晚上两点钟。”
  金岳霖为冯契一个学生单独开课
  成为研究生之后,冯契的导师是金岳霖,他从此和这个旁人眼里看来有些古怪的教授,建立起特别亲密的师生关系。
  1942年,金岳霖决定为冯契一个学生单独开课。每星期六到金先生那里去读书,先是休谟,后是布拉德雷,边读边讨论。
  开始读休谟的《人性论》时,只有一本书,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向冯契提问。答不上来,金先生就给冯契细讲,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说,金先生对休谟的书真是熟透了,还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这时,金岳霖正在把他写的“知识论”讲稿整理成书。大后方没有稿纸,连白报纸也没有,金岳霖便把薄薄的油光纸裁成练习簿那么大小,用毛笔按横行自左至右书写,这样写成几十万字的著作。冯契大概是第一个有幸系统读到这部油光纸手稿的学生,有几章,一脱稿就交给冯契带回去读,让他送回时提出问题、意见,进行讨论。冯契为此写过不少读书笔记,可惜后来在“文革”中丢失了。
  除了金岳霖指定读的书,冯契还给自己开了两个书单: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读了常有一些疑问和看法要向老师请教。通常,有关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去问金岳霖;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去问冯友兰和汤用彤。


“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当时,许多教授为了躲敌机轰炸,也到郊区借房子安家。冯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一会儿就走到汤用彤家,两人于是经常谈天。
  一次,师生俩谈得高兴,不觉天已黑了,师母进门来:“你们也不点个灯,黑洞洞的,谈得那么起劲。”汤用彤说:“我们谈玄论道,在黑暗里谈更好。”冯契说:“我们在黑屋子里抓黑猫。”两人都哈哈大笑。有时,兴致来了,一直谈到夜阑人静,冯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说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金岳霖有时则感到寂寞,因为他那时候写成的《论道》一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没人评论也没人骂。冯契对金先生说这是曲高和寡的缘故,将来会显示出价值。金先生则说,所谓考验,通常要通过讨论、批评,攻来攻去,有点攻不倒的东西,那才算站住脚。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公开演讲,主题是讲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像诗的意境、宗教体验这些,说不得,但还是要用语言来传达,这又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做到的呢?讲演之后不久,金先生整理出一篇文稿,题目就是《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
  冯契和金先生也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觉得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的“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这个提法可以商榷。金先生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而元学,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裁判者是整个的人,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但冯契认为,这样的二分太绝对了。他觉得,认识论不应限于关于知识的理论,而是也应该研究“元学(智慧)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金先生听了,表示他所说的知识是名言世界,而冯契所说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要“作一种理智上的跳跃,跳出名言世界范围之外”才能抓住它。但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金先生心里也有一个矛盾


  1943年,敌机减少了对昆明的轰炸,教授们陆续搬回城里。冯契也回到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
  读了两年书,冯契开始考虑怎么写毕业论文了。同时,他也在协助冯友兰处理“中国哲学会”的具体事务,主要是《哲学评论》杂志和《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的编辑工作。
  金岳霖的《势至原则》一文,正好要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因为要求有英文目录,冯契问金先生,题目该怎样翻译?回答说,译作“Principleof Actualization”。这让冯契想起金岳霖曾经说到的:“大概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一类是concretemind。”金岳霖觉得冯契可能喜欢具体,自己有点偏于抽象。他曾自述,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金岳霖回忆录》)。
  但冯契认为,金岳霖在《势至原则》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却正是在探求“具体”。
  对金岳霖的思想以及他的为人了解得更多之后,冯契越来越感到,金先生内心里有个矛盾,很有点像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对冯契说:“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因此,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所以,冯契觉得,金先生对重视身体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非常留恋。金先生想探索“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想解决自己内心中的矛盾。


对于“智慧”,金先生偏重如何表达,而冯契偏重于如何获得


  冯契感到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如何“转识成智”等,实际上都和这个问题有关,因此他表示也想就此试着写篇论文。金先生鼓励他循着自己的思路去研究。
  “元学如何可能?”冯契认为,首先是如何能“得”,即如何能从知识中获得智慧,这是他感兴趣的地方;接着是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是金岳霖偏重之处。
  冯契也请教了汤用彤,汤先生叫他系统地研究一下魏晋时候的“言意之辩”,冯契于是从老庄一派读起,在读《齐物论》的时候得到思想火花,于是发挥心得,写成了论文,题名《智慧》。
  1944年,冯契30岁,完成了这篇论文。《智慧》后来发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学评论》10卷5期,具名冯宝麐。
  冯契晚年回顾说,这篇《智慧》确实是他学术工作的起点。“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此后,他终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在这篇论文里,明显可以看到金岳霖的影响,从使用金岳霖的术语便可见一斑;而其中说到和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则是和汤先生讨论“言意之辩”的收获。冯契后来回忆说,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能在司家营期间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严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习惯,真是难得的机遇。

  1993年,汤用彤之子汤一介给冯契写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于《哲学评论》上的《智慧》可以说对我启发最大。当然,我走上哲学研究这条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对我的影响。”


赵芳瑛与冯契,摄于1947年。


“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


“到民众中间去”


  1943年之后,白色恐怖缓和了些,大学生中秘密学习革命理论的读书小组越来越多。前两年疏散出去的联大同学吴显钺、董易等在距昆明300多公里外的磨黑县创办磨黑中学,需要教员,冯契介绍了好些同学(大多是地下党员)去教书。
  革命工作,是冯契觉得义不容辞的。那时读原著的时间减少了,他也不认为是牺牲,因为这能让他接触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而这对于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是必要的——“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也因此,冯契对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感到不满,觉得它太学院气了。
  冯契记得,汤先生不止一次对他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以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冯契明白汤先生的所指,也同意他的概括,但又觉得这未免消极了一点。“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汤先生有点像老子。我以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
  1944年9月起,冯契受云南大学聘,任云大文史系讲师,讲授哲学、逻辑学。同时他也在联大同学创办的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在那里组织读书会;给另一些新办的中学介绍进步同学去教书;为几所学校张罗购买进步书籍。其中,就有陆良县县长、兼任陆良中学校长的熊从周(1946年7月被当地反动势力设计下毒而遇难)的委托。冯契先后介绍去的同学有邓艾民、董易、马凌云、黄平、刘国(金志)等,他自己也几次去陆良与老县长商量如何办学。


1946在云南陆良与该校任教的西南联大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赵芳瑛,中排左三为冯契。


“历史是傻子们创造的,傻子们都未免单纯”


  董易解放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职,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决心再次写下西南联大进步学生与地下党的故事(40年代他曾写过类似题材,但稿件因战乱丢失),纪实体小说《流星群》最终没有全部完成,遗稿于2006年出版。冯契和董易常常写信讨论这部小说:“昆明、陆良那一时期的生活,实在令人依恋。……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正能了解和怀有热情的时代,还是《流星群》的时代。”
  小说里面有位背叛高官家庭投奔革命的姑娘陶思懿,原型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钟爱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一位俄罗斯女郎站在一道门槛前,门内深处有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女郎,跨进这道门槛,要“和人疏远、完全孤立”,不仅是敌人,连亲戚、朋友都会给她痛苦、打击,她可愿意?甚至是牺牲,她可愿意?
  可那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也不要名声。
  女郎跨进门槛的那一刻,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一个圣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回答。
  《门槛》的这种甘愿牺牲的精神也激励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冯象“文革”时在云南插队,70年代后期,他陆续走访父亲当年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那时候,他们都变成了“党内右派”。冯象说:“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文革”期间,陈琏被迫害致死。1979年,冯契去参加陈琏的追悼会,又闻得联大同学、地下党员刘忠渊的死讯,感慨不已。“这几天老想起一些往事,如在昆明和刘三一起啃枣子下酒。他后来神经失常了,到上海抱了我给他的蚊帐满城跑等等。一个热情、正直、善良的灵魂落得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老实人总是吃亏、受屈,一个社会怎么能进步呢?”他在给董易的信里反复提到,要留下那个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山水、人物”,要歌颂那些老实人、傻子,发扬正气:“那一代青年……现在回头看看,觉得未免太单纯了……然而,历史是傻子们创造的,傻子们都未免单纯。所以,还是要歌颂傻子,歌颂单纯性。”

“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6年,32岁的冯契在昆明与清华同学赵芳瑛结婚。8月,他们从重庆坐船一路回上海。赵芳瑛的弟弟回忆当年到十六铺码头去接新婚的冯契夫妇,却老没见着他们下船,于是上船去找。直听到有一群人在高谈阔论,果然,正是西南联大这群人。
  回到上海后,经冯友兰先生的推荐,冯契在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任教,讲授哲学、逻辑学及中国哲学史,后来陆续在上海纺织工学院、复旦大学执教。从这一年起至上海解放,常为进步刊物《时与文》《展望》等杂志撰文,用的名字有商翼、冯契等等。契与锲通,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从此以后,冯契就成了正式名字。
  抗战胜利后,冯契多作杂文,讨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自由主义的本质与方向,也谈知识分子在中西、古今、上下、左右、真伪之间的彷徨,他写道:“江河东流,归于大海,知识分子下降,终必与人民合而为一。这是无可阻挡的趋向。”(《知识分子的彷徨》)
  冯契的杂文写作,后来未能继续。虽然,“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
  他的最后一次文学努力是和著名导演黄佐临的合作。1950年初冯契去绍兴参加土改工作队,认识了话剧演员丹尼。回上海后,丹尼介绍冯契与她的丈夫黄佐临相识。那时候,黄佐临受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启发,正想拍一个中国版的乡村女教师,便约冯契写剧本。过了一年,剧本写成了,取名“荷花塘的女教师”。结果又一轮政治运动到来,这个剧本就此搁浅,“文革”时也被抄走。
  解放初,学校调查教员,要求填写教学意愿。冯契写的是:“除了哲学逻辑学,愿意做一点文学工作。”


华东师大校园:“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194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时与文》,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偏左的高校知识分子,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参加大教联的教授们构成了杂志撰稿人核心群体。
  冯契因为参加大教联,认识了刘佛年、陈旭麓,三人一见如故,经常一起喝酒。陈旭麓邀冯契到大夏大学兼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大夏大学原址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是创始人之一。两人都劝冯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把家也搬来。这样,冯契从兼课转为正式受聘于华东师大。
  搬进师大校园之后,三人真如陈旭麓说的那样,“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让冯契觉得称得上是“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三人经常在一块儿说话,各自都以为说的是普通话,但除了绅士派头的刘佛年先生真的说得很好之外,陈旭麓先生讲的是别人很难听懂的湖南话,冯契则带着诸暨口音。好在他们彼此之间都听得清。
  结果因为这三人来往最多,“文革”时,造反派便说他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开批斗会,还要他们交代“三家村黑话”。冯契回答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这“忘”,他说,还带着茶余酒后聊天时候“鱼相忘于江湖”,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意思。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比苏格拉底更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


思想改造:“自以为革命有功”


  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于是,“洗澡”开始了。
  在1954年1月内部发行的《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中,收录了华东地区高校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查、汇报,时任华东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冯契就有一篇位列其中。
  这本汇编里,大部分思想检查基调相似。比如欧元怀校长,是民国时期十分活跃的教育家,受过蒋介石的接见,他因此要检查当时没有认清楚独夫民贼的真面目;谭其骧先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典型知识分子,因为有教会学校背景,也自然要检查;许杰先生,虽然是一个左翼作家,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事情要交代。而冯契需要检查的内容和以上几位都不相同,虽然他也属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的问题,用他的话是:“自以为革命有功”。具体说来,就是指他在延安时期不服从组织,愤而出走的那段故事。
  另外,据在拍场上得到这本汇编、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说,这篇检查风格很不一样,通常,越是熟悉革命话语,检查越是符合规格而“呆板”,但冯契这篇写得非常个人化,甚至有点“抒情”的意味,颇像聂绀弩的一些检查。


第二次入党,又被处分


  解放初几年,冯契应《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之请,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杂文,有介绍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有思想和舆论的辩驳。如驳斥一度流行的“哲学无用论”;如引用列宁,号召青年们“要幻想!”,即培育共产主义理想和进取精神;又如讨论新社会人与人如何相处,知识分子如何说出心里话,消除与党的隔阂。还有从现实斗争中找“习题”,阐发理论知识的千字小品,多数发表在《文汇报》的“社会大学”版,后来结集成《学而思小札》,书名则从《论语》里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来。另外,还有一本小书《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1956年10月16日,冯契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文,受到批判。为此,原本当年3月在华东师大再次入党的冯契,又被给予了延长预备期一年的处分。幸好市委和学校党委出面保护,或因是准备发展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冯契没有带上“右派”的帽子。但这处分直到“文革”结束了好几年,1981年1月,华东师大党委才发文撤销。
  在50年代,冯契认为总的原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哲学表述,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觉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一方面是要让哲学成为方法论,另一方面是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培养新人。也就是说,哲学理论要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一种普通人也能及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爱的。”
  挨了批判以后,冯契便不提这两句话了,也很少写报纸文章。但冯契说,此后他的思路还是顺着这两方面前进,心里继续发问:“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如何培养?”冯契觉得,正是这两个问题,将能使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趋于合流(1982年6月12日给邓艾民信)。


毛泽东也推荐通俗哲学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


  1957年,冯契去北京参加在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提出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张与构思,并提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
  冯契趁着开会的机会,去北大燕东园看望了金岳霖先生,请他给自己的通俗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提些意见。金先生鼓励他顺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还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把许多问题搞成唯心论、形而上学了。冯契对金先生说,他的小册子里好些内容,都是金先生的见解,他只是换了两个字,略加引申,像概念对现实有摹写和规范的双重作用,在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过程中,理论便转化为方法……那天晚上,他俩讨论认识论问题,直至深夜。
  什么是“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呢?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即体现了这一点。他曾写道,近代思想家们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中心问题,便是“中国向何处去”。当时的爱国青年们都为这问题争论不休。冯契在昆明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篇文章,对一百多年来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识现实,又从中提取理想,为中国指明了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动员人们为之奋斗。“哲学要回答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了,冯契觉得,心悦诚服。
  而当年金先生颇感矛盾的问题——哲学家不再身体力行,世间已无苏格拉底——冯契认为,正是因为金先生那时候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比苏格拉底更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冯契说,热爱科学与热心传道(也即传马克思主义之道)之间并无鸿沟,“哲学的发展正要求两者的结合”。显然,金先生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对于金先生的选择,另一位弟子王浩则说:“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金岳霖先生的道路》)
  1960年,毛泽东把《怎样认识世界》这本通俗哲学读物推荐给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他自己看过的一本上,还满是圈圈画画。有些地方批注说“不讲阶级”、“不讲历史”,但他还是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初学者认真阅读的好书。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一封信里说:“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


赵万里看了冯契书房里那两架线装书说,没有收藏价值


  1958年至“文革”前,冯契去老区参加过劳动锻炼,去农村开展过教育运动,也参与教材的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用本,主编之一),还被中央有关部门借调往北京,参加撰写跟苏共论战的“反修”文章“九评”。解放后他一直非常忙碌,经常不在家,即便在家,工作习惯也是夜猫子式的,经常熬夜抽烟,晚上干活干到凌晨,孩子们也不是很有机会和他在一起。有一阵,妻子赵芳瑛也在北京编教材,家里全靠保姆丁阿姨照料。
  小时候的冯象了解父亲,有两个途径,一是看病,一是写作文。冯象小时候牙不好,时不时要到汾阳路的医院去看病,这对小孩来说是很痛苦的事,作为安慰,父亲带他去吃顿饭,看场戏。那段时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冯契把刚补过牙的冯象带到文化俱乐部(现在的延安西路文联所在地)吃西餐,大概觉得西菜比较容易吃。
  另外,小学三年级的冯象被布置了“千字文”的作业,感到很苦恼,也会去找父亲商量。冯契就给孩子讲个故事,然后让他写。这时候冯象才知道,父亲过去做过什么事情,见过白求恩——贺龙把他们带到120师,到前线去,跟他们说这老头很怪,凶得很,你们去见见他?在延安的时候,晚上看演出经常会遇上毛主席和江青,那时革命队伍里还是很讲平等的,不像后来分三六九等……
  正是在冯契被调去写“九评”的1963年,赵万里来过一次上海。冯象记忆里,大舅那时候“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赵万里解放后出任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经常受文物局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在上海家里,丁阿姨给赵万里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他吃了一顿,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冯契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得一手好菜!不过丁阿姨讲,赵万里到冯契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赵万里到哪儿心里都想着寻访古籍,冯契却是买书只是用,从没想到收藏古籍。


1956年10月16日,冯契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文,受到批判。


冯契在50年代的著作两种


“文革”开始了,手稿、信件、日记通通被抄走


从来没有想到自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冯契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他1959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兼任哲学所副所长,结果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两帮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来抄家。数百万字的手稿,更多的写作准备材料,连同青年时期的习作、亲友来往信件、日记等等通通被抄走,从此下落不明,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1967年底的一个晚上,冯契被几个戴大口罩的人绑到师大第五宿舍三楼的一个“牛棚”隔离审查,接着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原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萍也被押送到这里。
  从前,两人住得近,还经常走动,夏天,冯契还会去常溪萍家院子里乘凉,这对“牛棚战友”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当时,隔离室的窗上装有铁丝网,日夜有造反派轮流看守。有人跳楼自杀,“牛棚”气氛紧张。
  出去劳动的时候,冯契和常溪萍看到了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姓车。车老师被人打了,常校长就对他说,小车你要坚强,你没去过延安。这话的意思是,冯契去过延安,我对他就是放心了;红卫兵、群众的批判冲击,免不了有过火的,要正确对待。
  丁阿姨也会对冯契说,千万不要自杀。冯契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自杀,并且相信,不卑不亢、更坚强的常溪萍更不会。
  后来,造反干将聂元梓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想通过常溪萍来打击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断被拉去大会、小会批斗,多次遭毒打,什么都能作为理由,如他关心冯契,为党的事业爱护专家,都被说成是包庇冯契。冯契难过自己连累了常溪萍,同时为这是非黑白的颠倒感到迷惘。
  但常溪萍依然坚持学习,看《人民日报》,读《毛选》,对冯契说:“毛泽东思想,集中了一切哲学思想的精华。以后,还得抽出时间好好学习。”不料,仍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常溪萍,于1968年5月被迫害致死,还加了个罪名“跳楼自杀”。
  1968年4月下旬,冯契被从第五宿舍三楼的“牛棚”转移到楼下。虽然仍是隔离审查,但可以和政教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到室外劳动,星期天可以请假回家。
  这年,15岁的冯象上山下乡去云南,走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也正是在下乡之后,来到了父亲曾经挥洒青春岁月的地方,接触到了父亲当年在滇桂黔边疆纵队的故交,冯象对父亲有了真正的了解。


解放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相互写材料


“文革”期间,冯友兰给冯契写的材料。

  解放后,知识分子之间还有一种联系:互相写材料。因为在各种政治运动里,要接受批判,组织部门或批判者就会不止一次地找其故交做调查。冯友兰就时不时要被他的这位学生“麻烦”,此外还有何其芳,当年一块儿在延安,一块儿入的党,也经常受牵连要给冯契写材料。
  “三剑客”之一的丛一平,也常被凶巴巴的外调人员找到,但不知道冯契那时候已经改名。“文革”后丛一平夫人来到上海,才知道那一堆怪名字(比如什么什么斯基)都是冯契写文章用的。
  到了“文革”后,则是有无数人来求平反的证明材料。整个云南、两广的地下党要平反,都会写信给冯契说,你帮我证明,我当时没有被捕,我不是叛徒。虽然实际上冯契自延安出走以后,组织关系就断了,一直没接上。西南联大的地下党领导知道这个情况,但把他作为党员看待;一般党员就不知道,他实际上不是党员。


“‘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


  几年辛苦的“战备劳动”、“野营拉练”之后,1972年冬天,冯契去往苏北大丰的五七干校。次年,五七干校迁至上海奉贤。这时候开始,写信变得自由一些了。在这年1月给老友董易的信中,冯契说:“现在我们的干校是半年轮换一批,又读书又劳动,生活很愉快。”他感叹:“孙行者在回到唐僧那里去之前,先跳到东洋大海中把自己洗刷了一番。我也应该彻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唯心精神,以求在思想上真正入党。……然而,‘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再不肯转过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
  这时候和冯象通信也更多了,冯象会写信来问一些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到了尼克松访华以后,学外语、借外文书也都可以了。冯契去干校,也会带一本康德,或者罗素的数理逻辑;学生去冯契的宿舍串门,会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读德文版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此后“评法批儒”,冯契被调到市里参加《法家著作选》注释定稿工作,同被调去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胡曲园。


“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枣树”


  1975年春,经医院检查,61岁的冯契发现患有肺气肿并有肺源性心脏病迹象,便戒了烟。但酒没有戒,只是稍加节制。冯契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时,做广播操。他在给董易的信中说,“还希望多活几年,为党做点工作。虽然自己明白,终于没有长成为可以给千百人乘凉的大树,而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枣树。但是矮小的酸枣树,也希望能结出几个小红果,给过路的孩子尝尝。”
  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
  “这是又一次真正的解放。……再次证明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冯契心情很激动,又是喝酒,又是吃螃蟹。他对董易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手稿被悉数抄走,又长期受精神折磨,此时也已入老境,但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力争上游,还是可以用十年时间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赠后人,不枉此生。“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奋斗吧!你以为如何?”
  冯契在“文革”后去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看望金岳霖,告诉他自己决心使原来计划要写的著作复活过来——主要还是想围绕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金岳霖还是像以前一样,听得兴致勃勃,连声说:“好,好!你写出来!现在像你这样多年来一直专心搞哲学问题研究的人不多。”
  冯契当时期望有一天还能像40年代在昆明、或1957年在北大燕东园那样,和金先生再作一次长时间的讨论,这个期望却没有实现。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去世。

一位哲学家的乐观和忧虑


“转识成智”


  “我希望,中国的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是一个能产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应该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但也要人们努力去争取,要有一些敢想敢说的志士仁人才行。”
  “文革”结束后,冯契这样写道。
  冯契说自己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或许也和经历有关。就像50年代那份思想检查里面所反映的,去过延安的人,多少晓得一点党内的政治斗争。冯契两次入党,两次都是刚入就立刻被处分。但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就比较能应付后来的批判斗争;而如果这些批判斗争是突如其来,性格又比较刚烈,可能就易折了。
  另外,这和他的研究也不无关系。冯契研究的哲学,和其他学科不一样,要探索的就是人生的基本问题。而且他始终相信,哲学家应该把自己对哲学的思考贯穿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在“牛棚”里,冯契也曾心灰意冷,达到濒于绝望的地步。“但我扪心自问,共产主义信念并没有丧失。我还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冯契在1991年10月12日给董易的信中这么写道。在政治运动中遇到挫折、经受考验,得把知识转变成智慧,有一种能经受苦难的意志,有一种能对付它、克服它的心灵上的自由。这就是冯契在西南联大写《智慧》论文开始,终身都在探究的“转识成智”。作为理论的哲学,发自真诚,便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冯先生的哲学已渗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证明了他的哲学。”(张汝伦语)


1984年,冯契在书房。


尤爱庄子


  虽然读的是英美分析哲学这一路,但冯契要梳理的却是中国古典的思想。他说做学问最好是像和爱人谈恋爱一样有热情,并且不论是研究问题,还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诚”。儒家讲求诚,道家讲求真。“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
  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颜之乐的“一箪食,一瓢饮”。他自己的气质,则更近道家。在家中的书房兼卧室,摆着一个庄子像。
  早些年他曾写过参观鲁迅故居的感受,鲁迅吃得简单、朴素,却有风味、有诗意:想象鲁迅先生工作到深夜,便从挂在书室窗口的竹篮里,“剥两只风干的老菱或荸荠尝尝,这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也颇能增加文思”(《吃的美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
  日常生活,不能再简单了,除了买书,基本不用钱,也很少出门。每天的消遣,是读小说。他喜欢《红楼梦》,还会听绍兴戏和京剧。爱喝绿茶,更嗜黄酒。每天晚饭都要温一点黄酒。只有当家里黄酒没了,他才会出门去,带些回来。有朋友来聚会,也是一桌小菜,贮酒以待。平日寡言,可是见了朋友,话就多起来。

“恐年岁之不吾与”


  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各种学会、单位的工作也复苏了,生活也安定下来。1978年,冯契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开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课,每两周一次。再接着,杂志开始索稿,各种研讨会开始筹备。他还兼任了一阵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1985),上海几个单位准备协作搞《哲学辞典》,也要他挂名。
  冯契不是独善其身的学者,为了顾全工作与自己的写作,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十分紧张。“上海又搞提升职称的事,我虽然并不具体管,但最后还是要处理许多矛盾,开许多会,搞得头昏脑涨。”他在给挚友邓艾民的信中说。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样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却不能这样彷徨求索了。”冯契感觉自己这架身体机器老了,慢慢有点力不从心,心情也急迫起来,“‘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有种急迫感,缺乏从容思考的心情,这实在是不好的。但也控制不住自己,能工作的年数很有限了,怎能从容不迫呢?”(1980年5月6日给董易信)

“我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


1983年摄于西安,左起汤一介,王明,杜维明,冯契,张岱年,肖萐夫。


  冯契1982年夏天去了一次昆明。看老朋友,把酒话旧,心情愉快。“恍惚回到了40年代。”他劝邓艾民应该趁着许多老友健在,而且还是他们被平反、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再去一次昆明:“尤加利树还是那么高大,西山还是郁郁苍苍,天气还是四季如春。”
  恍惚回到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冯契专注地要把从前丢失的稿件重写、把思考过的题目“复活”过来。
  上世纪80年代,冯契陆续发表《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诞生》《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五四精神与哲学革命》等多篇论文,写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智慧的探索》等著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中国近代哲学史》《哲学大辞典》等书,为相继辞世的老师金岳霖,同仁好友徐怀启、陈旭麓、邓艾民整理遗著,还给好多学生的书作序。其中,他对哲学史的大量论著,也是在为个人的哲学创作做知识积累的准备。他对邓艾民说,“我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如果天假以年,还是想把‘论真善美’一书写出来。”(1981.12.6)
  六十几岁开始写作,争分夺秒,这十多年终于成为一个高产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思想变成人格、理论化为德性,为什么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中国真的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了。新时代的青年人,好像再也不相信什么东西,不谈理想了。讲真善美这些问题,好像不合时宜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在老一代看来是很自然的生活的逻辑,年青一代是怀疑的。“斯大林的女儿讲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他们这一代却不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冯契给邓艾民和董易的信里都写道,“但是,如果没有理想,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极“左”思潮深恶痛绝,但对马克思主义,他坚信不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可以相统一。
  所以,冯契觉得,新一代青年人在极“左”思潮的巨大破坏下,发生“信念危机”事出自然,不能一概抹煞,“不经过相对主义的洗礼,无法到达真正的辩证法”,“经过怀疑而又能坚持理想,才是真正坚强者。”他说,在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统治之后,这是一个需要庄子、休谟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理论、哲学还能回答时代的问题,指导人德性的养成吗?他和董易反复讨论这一问题。
  “在唐代诗人身上,真正看到了思想变成人格、理论化为德性,这是别的时代比不上的。李杜、王维等人把儒道释的思想对象化了、形象化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条件最有利于培养真实的性格?好像是康德曾经说过,战争环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养人的德性。但是,难道单有战争环境就行吗?我以为,从大范围说,要有斗争(同敌人斗争、同自然斗争),从小范围说,要有一种互相信任和充满爱心的生动活泼的集体(家庭、友谊、学校等都包括在内)。”
  回顾中国近代,冯契觉得,真正能培养真实的独立人格、那种自觉与自愿相统一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时地却也不多。大概只有戊戌时期的湖南时务学堂、同盟会办民报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昆明。
  一位曾和冯象一起在云南插队、那时已是企业家的青年人,曾经来冯契家里,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可是冯契觉得,他已经很难体会这位现代化的青年的感情了。反过来说,在这个令人惶惑的时代,青年人也已经不同了,大概也已很难为他们当时在云南的那种热情所感动。
  “但正因为如此,便尤其需要有人把当时的生活感受写下来,使之成为艺术品,让后人可以观赏。”就像现在的人们,还是可以去《红楼梦》《儒林外史》里体会那种感情。冯契鼓励董易完成他的《流星群》。
  同样地,冯契为此也勉励自己把《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有这段历史——在那时候,许多思想家曾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继。”
  “而且,我想,我也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我对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有同情的了解,而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看问题也比较客观了些。所以,我有条件来作历史的总结,也应该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1987.6.27)

“述往事,思来者”


1991年5月,冯契夫妇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畔。


  进入90年代,冯契开始回顾20世纪中国:“在本世纪中,中国进步确实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了不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一次又一次的狂热浪潮席卷全国,使人难于定下心来对历史进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1993年,北京“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八届年会”)这一次打来的,是商品经济的大潮。“文革”动乱让人们远离理论,走向怀疑和虚无,特别是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人性被异化,精神面貌似乎更是再也回不到那个重理想的时代了。
  冯契再次提到了曾给他无数激励的司马迁,这一次,激励他的是“述往事,思来者”里的乐观精神:“作品,是赠给‘来者’的。司马迁对他的时代和人类的历史打了许多问号,然而他‘述往事,思来者’。……不为忧患、惶惑所压倒,深信自己是属于‘来者’的,这是思想家、作家的乐观精神。”(1990.1.23)
  “我以为,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写作,而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不知你以为如何?”(1992.4.23)
  他认为,在世纪之交,中国可能会开始进入自我批判的时代。他说现在就应该为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作准备,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将是对20世纪作批判总结的著作(1994年,华东化工学院“20世纪中国现代化思想学术研讨会”)。


1992年,冯棉与父亲在华东师大一村住宅楼下。


  1995年1月,冯契在给董易的信中说,“希望能尽快把《智慧说三篇》整理出来,然后再把以前发表过的东西系统地清理一下,看是不是还有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冯契于当年3月1日因病去世。1996年6月,他的个人哲学创作《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作为《冯契文集》前三卷,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年哲学系系庆十周年,立了冯契的铜像。站在这尊铜像前,再加上学生们的这些回忆,或许可以想象冯先生的样貌——“慢言细语,言谈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讲课语言并不生动,但是逻辑严密,表达简练……像吃橄榄一样,放在嘴里,越吃越有味道”,“眼神永远的那么亮,那么透,那么静”。
  2015年3月1日,铜像由会议室迁放到了华东师大新校区哲学系楼的大厅。
  长子冯棉和次子冯象,分别念了逻辑学和文学,人们都说,他们好像分别继承了父亲两个不同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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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纯一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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