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从“言意之辨”到“转识成智”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延续汤用彤研究“言意之辨”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对“转识成智”辩证思维的探索，整合了金岳霖二分的“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以及与此相应的两种理论形态——知识论和形而上学。

“言意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论题之一，其中的“言不尽意论”点明了语言的相对性、局限性。哲学探索总会涉及超名言之域，而这正是此论所指向的终极问题。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打算在写完《知识论》后，研究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即康德提出的“形而上学”（金岳霖称为“元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约在1942—1943年间，金岳霖就此话题在西南联大作了一场题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的讲演。冯契听完后回去即向汤用彤复述演讲大意。汤用彤高度评价说：“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金岳霖把这次演讲整理成一篇文稿，但未发表，后来佚失。冯契晚年凭记忆概括出这次讲演和这篇文稿的一些基本思想：不仅哲学，文学也会涉及“不可说”的问题。尽管不可言传，但还是要用语言来传达。问题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创作的哲学和文学，如何言说不可说的东西？这种传达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才能实现？

同一时期，汤用彤在西南联大作了题为“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的演讲，从思想史角度解答了金岳霖的这个问题。这篇演讲的主题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辨”和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汤用彤深刻地认识到，形上本体智慧的超越名言，是指它无法用严格的哲学命题描述，但并非绝对地无法表达，关键是要找到一种不同于普通语言的合适媒介。他对此作了深入论证：“宇宙之本体（道），吾人能否用语言表达出来，又如何表达出来？此问题初视似不可能，但实非不可能。”“道”虽绝言超象，但言象究竟出于本体之“道”。作为媒介的具体言语在把握和传达无限的宇宙本体上自有局限性。但是，如能视其为无限之天道的体现，忘其有限，就不会为形器所限，而自能通于超越形器之道域。因此，汤用彤得出结论：“表达宇宙本体之语言（媒介）有充足的、适当的及不充足的、不适当的，如能找到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得宇宙本体亦非不可能。”这篇讲辞实质上是对“不可说者如何能说”问题的探讨，其灵感来源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汤用彤在阐释王弼“得意忘言”论中“言”之局限性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应努力寻找一种充分而适当的语言以把握本体之道。在魏晋文学、音乐、绘画等具体文艺形式中，汤用彤发现了这种媒介的存在。此媒介是能够生发出大于言语表面意义的一种语言。由此，与道（宇宙本体）合一的玄远境界也是可以通过特定媒介达致的。

对于不可说者如何能说的问题，汤用彤通过对魏晋玄学和文学的研究，主要解说了“诗意地说”。冯契则受其思路启发，在此基础上复加以“思辨地说”，并较好地整合了这两种言说方式。

在西南联大时，冯契就已对上述问题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知识与智慧关系等论辩都与此有关。金岳霖对冯契说，涉及中国哲学的问题可以向汤用彤和冯友兰先生请教。冯契请示汤用彤如何写毕业论文时，汤用彤让他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这是冯契选《智慧》为题作研究生论文的缘起。

在汤用彤指导下，冯契读《庄子·齐物论》时，忽然闪现出“思想火花”。他在《智慧》一文中对“转识成智”机制的探讨，其灵感主要得自道家哲学。冯契读完郭象《庄子注》后，认为郭象在王弼“贵无”、裴頠“崇有”之后，试图综合二说，其学说主旨在“独化于玄冥之境”，亦即“有而无之”，并写了一篇读书笔记给汤用彤看。汤用彤喜欢学生提出新见解，看后连声赞叹“很好，很好”，并鼓励他循此思路作进一步的探索。

在与汤用彤诸师深入探讨言意问题后，冯契写出名作《智慧》，通过对《庄子》的创造性阐释，重构了以消融矛盾对抗为旨归的道家直觉法。郭象《庄子注》描述了人类从“万物一体”的“真人”境界，堕落到囿于偏执而封闭的个体的过程。冯契将认识上的这三个层次颠倒过来，视为实现“理性的直觉”辩证发展过程：首先，破是非观念：超越相对的是非，而达到绝对的“是”，可称为“分而齐之”。其次，破彼我分别：由超越器界，扬弃元学，而达天道，可称“多而一之”。最后，破能所对待：超越自身，无限不复见，主体亦不立，能所双泯，可谓“有而无之”。

冯契借用佛教唯识宗“转识成智”的术语来概括这一由知识领域转入智慧境界、由“以物观之”进入到“以道观之”的“理性直觉”的飞跃。“转识成智”新说，为在生活实践中破除狭隘而虚妄的“我执”，逐步进入返朴归真、与道同体的“大我”智慧境界，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哲理路径。

冯契一生的哲学探索，以此为起点，而他晚年整理“智慧说”三篇则是向起点的复归。《智慧》中的哲学术语采纳了金岳霖的用法。该文提及“智慧说”与《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则是与汤用彤讨论言意之辨的收获。

经冯契毕生研究著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以“言意之辨”作为重要线索。冯契在汤用彤总结魏晋儒道释诸家“言意之辨”的基础上，追溯其历史渊源，梳理其在魏晋以后的演变轨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中国哲学史研究系统。冯契对魏晋玄学的看法稍异于汤用彤，但以“有无、动静之辨”为主线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循着汤用彤开拓的道路前进的。不同于现代新儒家主要发掘儒家直觉方法，冯契是在汤用彤、金岳霖的影响下发扬了学界鲜有关注的道家直觉法。

汤一介先生认为，冯契“智慧说”中“理性的直觉”观念，是在逻辑分析基础上的“思辨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飞跃。因而，它不是混沌状态的“悟道”，而是清楚明白的“得道”。冯契整合了金岳霖二分的元学和知识论架构，注重把知识化为德性，论证知识和人生境界密不可分，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观点，指明了由“知识”转化为“智慧”的机制。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西方分析哲学和东方哲学的“转识成智”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具有可贵的创造性，是探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今后发展的一条新路。在东西方哲学交流互鉴的广阔背景下，冯契“智慧说”的深刻哲学意蕴和对中外哲学对话的深远意义已日益彰显。

阅读原文

作者｜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