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冯契先生：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

提问者：徐汝庄、童世骏

问：冯先生, 您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已60 来年, 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 您是一位中国哲学史的专家。但您的不少学生和同事都说, 您更是一位思想丰富的哲学家。您能不能谈谈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研究的关系?

答：我的主要兴趣确实主要在哲学本身, 而不仅仅在哲学的历史。我总觉得不能孤零零地研究哲学, 必须把哲学同人类知识和文化的其它领域如科学、艺术等等结合起来。我之所以在中国哲学史领域讲的东西比较多, 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科学史这样的领域相比, 我对哲学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史更熟悉一些。一个人精力有限, 不可能样样精通。我的兴趣很广, 但真正要在某个领域有发言权, 光靠兴趣是不够的。当然, 哲学和哲学史的联系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就象我经常说的那样, 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 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缺了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研究就难以深入下去。

问：在哲学史上, 您最喜欢哪个或哪些哲学家?

答：哲学史有许多大哲学家, 他们的理论是丰富多彩的, 他们的人格也是各有特色的;真正称得上大哲学家的, 多少总是有些魅力的。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二个人的名字的话, 那么庄子可以算一个。

问：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有的自称“新儒学” , 其中有的叫“新理学” , 有的叫“新心学”。虽然好象没有“新佛学”这样的说法, 但“新唯识论” 大概也可以算其中的一支。那么,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中有没有可看作是“ 新道家” 的呢? 我们的一位师兄曾在闲谈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说”: 您和您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大概可以说算作“新道家” 一路的。现在您说自己特别喜爱庄子, 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他的“假说” 的认可呢?

答：恐怕很难说。真正要在哲学上提出点自己的东西, 仅仅继承传统是不够的。我不大赞成用“ 新什么什么家” 的说法。而且, 我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其它派别, 尤其是儒家和佛教, 也有许多可以吸收的东西。更何况, 我对西方哲学也是很重视的。年轻时有一段时期我对斯宾诺莎也有些着迷。

问：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就其性格而言. 庄子和斯宾诺莎都可以说属于两个极端的类型。他们怎么可能都对您有吸引力的呢?

答：大概正因为这一点, 我既不象庄子, 也不象斯宾诺莎。

问：您曾回忆说, 金岳霖先生说他自己是属于抽象类型的, 而说您是属于综合类型的。这大概就是您为什么同时会喜欢庄子和斯宾诺莎的缘故吧。

答：可以这么说。我对康德哲学也有特殊的兴趣, 大概也和这有关。

问：记得“ 四人帮” 被打倒以后不久, 您曾给研究生讲过一学期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的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读黑格尔的笔记。您后来讲《逻辑思维辩证法》, 显然也同黑格尔有特殊的联系。而现在您却说, 您对康德哲学有些偏好……

答：这里并没有矛盾。就象我可以同时喜欢庄子和斯宾诺莎一样, 我也可以同时重视康德和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位大师, 他们的思想都是、至少都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当然, 我有时讲黑格尔多些, 有时讲康德多些。

问：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您在讲完《逻辑思维辩证法》之后, 在思考间题的重点、角度或您所说的“观点” (而不仅仅是“意见”) 上, 有些变化。在那里您主要是讲“真” , 讲理性、讲逻辑。而后来您在“善” 、“美”的方面写了不少东西, 对情感和意志更加关注了。以前您讲的更多的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三者统一, 而后来您讲的更多的是真、善、美的三者统一, 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是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三者统一。用一个您肯定不会完全同意的说法, 您的《逻辑思维辩证法》和《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使人想起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 而您即将出版的三卷《智慧说》, 却使人想起康德的三大批判。尽管您在最近的书里面仍然把“ 理想人格如何培养” 当作一个认识论间题来讲, 但总的来说,您的思想的“ 认识论主义” 色彩不象以前那么浓了。

答：如果你所谓的“ 认识论主义” 是指一个重视认识论、把认识论当作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那么我现在仍然还是一个所谓“ 认识论主义者” 。甚至康德的三大批判也有这个嫌疑。但我认为要克服的不是对认识论的重视, 而是对认识论的误解。我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时, 就开始思考认识论到底应该研究什么的问题。我那时跟从金岳霖先生读书,认真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的书。金先生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 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 研究知识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 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 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 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 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我当时觉得, 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间题的。我对他说, 理智并非“ 干燥的光” , 认识论也不能离开“ 整个的人” 。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 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 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 、“ 理想人格如何培养” 的间题。在认识论研究中, 也是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 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我后来认识到, 我和金先生讨论的间题实际上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1 9 4 4 年我写成一篇论文《智慧》, 发表在《哲学评论》上, 回过来看, 文章还很幼稚。我现在的提法是, 把认识过程看成是从无知到知, 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我的任务就在于阐明这祥一个认识运动的辩证法。

问：提出一个间题, 与思想者个人的真切感受密不可分。您在别处强调过, 智慧的问题是您最有真切感受的问题。不过, 一个间题要具有普遍的意义, 就又应与时代紧密相关。您所研究的知识与智慧及其关系这一具体哲学问题有什么时代意义呢?

答：在与金先生讨论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间题之后, 我越来越感到.他内心有一个矛盾, 有点类似于王国维所谓“ 可爱与可信” 的矛盾。王国维所谓“ 可爱者不可信” , 就是指叔本华、尼采这一派西方近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所谓的“ 可信者不可爱” , 就是指孔德、穆勒以来的实证论、科学主义的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以及实证论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 是近代西方科学和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王国维始终没能解决这个矛盾, 但它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继续发展着。在中国, “ 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金先生以为知识论是只讲可信的而元学所要求的是可爱的。他实际上是试图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来解决“ 可爱与可信” 的矛盾。但他的这种办法是把知识和智慧截然割裂开来了, 从而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 也无法解决科学和人生脱节的间题。

“ 五四” 时期的科学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 玄学派则认为人生观领域非科学所能解决, 多数强调东方文化有其优越性。客观地说,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理由, 也各有其片面性。但论战正好说明, 科学和人生的关系间题, 确实是个时代的重大间题。就中国来说, 既需要科学, 也需要人文精神。但是, 人文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又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一般说来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我们可以直接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来.为我国的现代化服务; 人文领域则不同, 既要克服民族局限性, 又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而且越是具有民族特色, 就越有人类的普遍意义。哲学既涉及自然又涉及人文。怎样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 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许多中国学者都在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

问：顾您的哲学生涯, 您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答：是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我个人喜欢独立思考, 甚至可以说喜欢标新立异。对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不能够迷信它, 研究哲学不能依傍门户, 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当然, 与同志交流, 与老师、朋友、同学进行自由讨论也是重要的。研究哲学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被前人所压倒, 不敢批判、创新, 另一种是有了一点见解、心得, 便狂妄自大。因此,研究哲学一定要敢于独立思考, 勇于创新, 同时也要有宽容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胸怀。“ 文革” 中我被关在“ 牛棚” 的时候, 曾多次反省自己走过来的路: 在50 年代, 我也受“ 左” 的影响, 做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紧箍咒套在人们头上的工作, 而且还多次作自我批判, 勉强自己做驯服工具。这样一来, 理论工作者失去了独立人格, 理论也变成了异化的力量。这虽有其客观的原因, 但是首先应该责备自己。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 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 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 就失去了“ 爱智者” 的本色。对“ 文革” 中的种种遭遇, 起初我确实感到十分沮丧, 心情黯然, 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在“ 牛棚” 里我默默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 虽然我没有司马迁幸运, 稿子无处可藏, 但我后来觉得脑袋毕竟是可以藏思想的仓库, 只要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 还是有条件使自己的探索继续下去的。这样, 我终于比较平静下来了。而且经过自由思考, 经过系统的反思, 我觉得自己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景, 都还是有信心的。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 我经过思考, 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

问：据说“ 文革” 中您被抄家抄掉的不仅有您的哲学手稿, 还有不少私人信件和文学手稿。关于您的私人信件我尽管有兴趣, 但不敢问下去。能不能谈谈您同文学的关系? 听说您年轻时还写过、甚至发表过……

答：一些习作, 仅仅是一些习作。我写过一些诗、小说和杂文, 发表了几篇, 有些用的是笔名。现在都记不得哪些了。还记得写过一部电影剧本, 但没有发表。在“ 一·二九” 运动时期, 我还曾是一家青年文学刊物的编辑, 可惜这份刊物很快就被查封了。最可惜的是在“ 文革” 时我读文学作品时做的大量笔记都被抄走了, 其中记录着许多只有年轻人才会有的感受和体验。年轻时的思想在多少年以后或许还能恢复, 但年轻时的感受, 一个老年人是无法重温了。这对我在美学方面的研究是一个很大损失。

问：如果说年轻人研究哲学比老年人研究哲学有哪些优越条件的话, 这大概是一个重要方面。趁这个机会, 我们想请您对现在正在或将来打算从事哲学研究的年轻朋友, 提几条希望和要求, 作为这次访谈的结束。

答：我曾经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 许多同志都知道, 那就是“ 理论化为方法, 理论化为德性” , 我想或许对年轻同志也有启发。首先要有理论兴趣, 或哲学兴趣。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对哲学的兴趣的满足, 会给人带来比别的乐趣更大的乐趣, 但得到这种乐趣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的。搞哲学不非受穷不可, 但也不大可能发财。这恐怕也可以看做是对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愿意投身哲学的考验。其次要把哲学理论化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任何学术研究都有方法才行, 哲学也不例外, 要是有区别的话, 也只能说哲学家在方法论上要有更大的自觉性。举一个例子来说, 哲学家总是要求从事具体科学的人要重视综合, 但目前哲学界本身内部的科学分工就有些过细、过死, 不少哲学工作者的知识面也太窄。最后,

哲学家还要把理论化为德性。这首先是指哲学家要言行一致— 哲学家不能嘴上是墨家的、至少是儒家的、道家的, 行动却是杨朱一派的。但“ 理论化为德性” 还有另一层意思, 是要使哲学理论具有个性, 体现哲学家本人的情感、趣味和理想。哲学如果千人一面, 那一定有许多不真诚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哲学是活生生的人, 而活生生的人是各有各的个性的。一种没有个性、因而不真诚的哲学, 至少是没有吸引力、说服力的。我经常讲, 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将是真正世界性的哲学。但这种世界性的哲学也应当同时是民族化的和个性化的。为此,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做成“ 大” 哲学家, 我们也可以、甚至必须做一个“ 好” 哲学家— 一个勤奋、真诚并且具有责任心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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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契、徐汝庄、童世骏

来源｜探索与争鸣　1994年第11期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