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义：冯契——志存高远

冯契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今年又逢冯契先生的百年诞辰，觉得对先哲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读他的著作，年初以来一直在读书。前几天与系里的几位同事一起随“记实频道”《大师》栏目组的编导拜访先生在诸暨山坳里的老家，边看便问边谈，百感交集。自1960年初次见到冯先生之后许多往事，多年来读先生的恢弘著述的心得，一股脑儿涌上了心头。抑制不住，要写点文字来怀念这位给了我们许多教诲的可敬的师长，这位从偏僻的山坳里走向世界的学问家。想了许久，觉得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先生的经历也极其丰富，限于能力，我只能从在先生身边的一些亲历的事情说起，谈一点对冯先生和他的学说的感受。

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60年的秋天。那时我刚刚毕业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任教。冯先生当时集中精力在编写中央交付给上海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很少来校。初次见到，是先生给教师和研究班的学员做《论持久战》的讲演。说来也巧，我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受到老师的启发，就读过此书，大学期间又读过一遍，比较熟悉。听下来很为先生的精辟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所折服。此后，在迎接新年的聚会上，听到冯先生介绍编写教科书的情况，还有幸读到冯先生让我们分享的几个不同的版本的教科书的文稿。当时他在我心中形成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位资深的有独到见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毕业前，就知道当时中央决定要编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 此前只有苏联人编的教科书），在全国布了六个编写组，北京大学的一本就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冯定同志主持的（ 不过，在我们离校前就听到传达说，冯定的观点有问题，编写组被撤销了。1964年开始在报刊上发动了对冯定的公开批判，才有点知道高层责难冯定的理由）。冯契先生被赋予华东本主编的重任，足见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学术地位。

读了教科书几个不同的书稿，对先生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教科书的逻辑结构的起点放在“实践”概念上。这与我们以前读到了苏联教科书大不一样。苏联的教科书无非是两类。一类是以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论述为蓝本，从辩证法说到唯物论，再把唯物论推广到历史领域，展开历史唯物主义。我在1955年初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在图书馆翻遍了所有的翻译过来的教科书和在华的苏联专家的讲稿，看到的只有这一个套路，而且连引用的经典作家的语录，所举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另一类是米丁等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建立的构架，以“物质论”为起点。当时也被一些中国学者介绍过来了。斯大林去世之后，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倾向于后一类教科书体系的就日渐增多。但是，以“实践”为起点，冯先生的书稿还是第一部。第二，书稿对“真理发展过程”的论述，区别了知识和意见，不再把真理发展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真理与错误之间的斗争，而将“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纳入视野，并做了细致的分析。比如，指出“人们对于同一对象、同一问题往往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意见，这种事情极为平常，难道这会妨碍我们获得客观真理吗？”“密切结合实际，按照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开展不同意见的斗争，正是我们揭露错误和辨明真理的正确途径”。在分析错误的意见产生的原因时书稿还指出，即使立场正确，由于片面性和表面性也会发表错误的意见。所以需要民主的讨论，需要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些见解，我感到非常新鲜，也很有说服力。且能回答之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发生的许多问题。1961年底，这一章节就以“申集”的笔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后来才知道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先生早在1957年出版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已经提出。“文化大革命”之后发表的毛泽东书信披露，见到此书后，老人家曾向身边的青年工作人员推荐此书。

后来，上面改变了计划，各地所编的教材都没有出版。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冯先生与南京大学的孙叔平一起另外编了一本简要的读本，供公共政治课使用。这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我曾经教过多遍，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冯先生最后一次编写马克思主义的教材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高层设计了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计划，决定要设置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尽管当时先生年事已高，且担任了中国哲学史的博士导师，又有自己的著述计划，但是还是承担起了这一重任，领衔主编这本教材。先生在编完之后，为教材亲笔写下一段卷首语：“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别的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赢得了那么多人的赞成，又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反对，虽然赞成者和反对者未必全都真正理解它……马克思主义不能强加于人，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在自由讨论中经过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才可说是真正赞成它。编写者期望，本书的阐述能给赞成者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也给反对者的论点以适当的辩驳，使怀疑者能经过比较而解除疑惑。”这段话，既是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亲身经历的概括，又体现了它对于理论教育的独特的思考。

其实，怎么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秉性？怎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为群众所掌握？这是先生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五十年代，先生就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用以勉励学生。我到华东师大工作之时，这两句话，已经成为许多师生的座右铭了。尽管曾经受到批判，历久不衰，现在已经悬挂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勉励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这种思考持续到他的晚年。1994年他给《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写序，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为什么自‘五四’至三十四年代，上海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有那么大的贡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缺乏经济力量做后盾，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势如破竹，在历次论争中接连取得胜利，迅速渗透到各个文化学术领域，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靠的什么力量呢？”。先生的答案是“不是别的，主要是靠理论和掌握理论的人本身”。序言的结尾处，先生写道“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上海的面貌正日新月异地改变，马克思主义正面临许多新问题要求回答，但以史为鉴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要通过自由争鸣来发展，要凭理论本身的力量来说服人，要凭理论家的人格力量来感染人”。这里先生把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的著名的命题依据新的历史经验作出三点发挥。第一，新问题层出不穷，理论要不断发展；第二，理论需要通过自由争鸣来发展，第三，理论不仅要说服人而且要凭掌握理论的人（ 包括理论家和理论的宣传者）的人格力量来感染人。

“叙往事，思来者，通其道”

如果说，先生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那么，1976年之后就有了变化。这一段时期，先生除了给研究生讲授“逻辑思维辩证法”之外，正集中精力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著作。突出地显示了他在专业哲学的各个领域的丰厚学养，深邃思想，独到见解。加之，当时先生发表的论文也以中国哲学史为多，在设立博士点的时候，冯先生首先选择的是中国哲学史的学位点。外界常常把他视为一位哲学史家，至多是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哲学史的学者。有一次见到邢贲思先生，谈起冯先生时，他说许多人现在把他看做一个哲学史家，其实不然。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先生经常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史研究便有助于哲学问题的探索，以至于达到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借鉴哲学史来进行哲学创作的较高境界。他的目标是要进行哲学创作。先生当时给友人的信中也非常直白都说到，我不甘于做一个哲学史家。

冯先生1989年8月出版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我认真读了之后，对此有了更深的领会。翻开“后记”就被一段充满深情的话语所吸引。“我的前半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度过的，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中，许多进步思想家用鲜血、用生命写下了哲学的诗篇，曾使我受到感动和鼓舞。在这一时期从事哲学的知名学者中，还包括有我曾亲聆教诲的老师。我对这一逝去的年代的思想家们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有着特别的亲密关系和亲切之感的。” 因亲切而生“同情的了解”。“而哲学的意蕴（意义和意味）正是要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来。所以我把写作这本书看做是我的不容推卸的责任。”阅读先生带着深厚的感情写成的这部著作，时时感受着先生的心路历程，逐渐走进了先生的内心世界。原来先生走出家乡，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之后，有幸得到了那个时代中国最有学问专业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等人直接的面对面的指教，很快就进入了专业哲学的殿堂。这是他从事哲学事业的起点。抗日运动的烽火，又让这位从中学时期就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青年，投身于一二·九运动之中。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先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最初的阅读是相当的广泛，既有中国学者李达、艾思奇的著述，也有苏联人的著述，也读了马恩列原著的英文本。然而，先生后来说：“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前者运用辩证逻辑，指明了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必然进程；后者站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与一般的读者不同，冯先生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的。它所给前线的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难以体验到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时候，先生正在知识精英汇聚的西南联大，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精英一直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所困惑，而《新民主主义论》对一百多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从而“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有志于成为专业哲学家的冯契先生还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之路的方向。他回忆说：“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读到这些，我常常想，先生这一代许多人是从亲身的经历中经过比较鉴别，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的，而我们这些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就缺少这样的体验，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加之我们受到的教育，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学养不足，缺乏专业哲学的严格训练。因此必须有自知之明，要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向先贤学习。

细读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全书，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先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全面地梳理和总结了近代的哲学革命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并从哲学上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尤其使我敬佩的是，此书的研究对象仅仅止于1949年，但是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却包含着对1949年之后的历史、尤其是给民族带了巨大的精神损伤的“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的哲学反思，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作出的反思和总结。比如书中对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如何从反对独断论和虚无主义最后走向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总结，就强调，不是有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等于万事大吉了”，“经学独断论（以及虚无主义）是非常顽固，并且像变色龙那样善于变换色彩”，同它们进行韧性的战斗，仍然是很艰巨的任务。冯先生曾经多次和我们谈到，从哲学上看，“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变相的经学独断论”，“四人帮”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为神学教条；后来发生的信仰危机（ 也就是虚无主义）就是独断论破灭之后的产物。独断论和虚无主义往往是互补的。

至于先生更高的立意，是近来读了他的书信才领会的。1992的一封信中先生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我们这代人是历史的见证人。“著作，是为‘叙往事，思来者’以‘通其道’，所以必须对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系统的看法。” “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写作。”一方面，应该对那种，以为帝国主义没有侵略过中国，烈士的鲜血似乎都是白流的“健忘症”，保持高度的警觉。“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应该留下一点东西（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东西）给后人，对于医治‘健忘症’是有好处”。另一方面，冯先生预计，“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因为，先生以其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对未来的走向，做了这样一个预判：“1949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变相的经学时代，然后大概可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到世纪之交，时代意识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大概还不能期望过高，能够像王充那样‘疾虚妄’，从多方面来作深入的自我批判，那就很好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很有希望的”。 先生留存的最后一封书信的结尾处写道“我几次讲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自我批判和与‘反思’阶段（王元化大概也是这个用法），这是期望。系统地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反思’，是下一代的事情。我们若能开个头，那就尽了历史的责任了”。

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总结和他的《智慧说》三篇，都为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以便在新的历史时代从精神上、文化上进一步探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开了一个好头，作为后学，我们该如何作为？这是学习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务必深思的问题。

“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在完成了两部哲学史著作之后，先生就集中精力于原创性的哲学体系——《智慧说》的构建。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是冯先生智慧说的核心问题。20世纪40年代，他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就触及了这个问题，并在其硕士论文《智慧》一文中作了初步探索。1949年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他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阐明了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写成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提出了“广义认识论”的理论，并按“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结构原则，写成《逻辑思想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两书，建构起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先生所说的“广义认识论”越出了以往的狭义认识论的界限，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方法论和价值论、本体论等诸多问题。诚如许全兴先生所说，“智慧说”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大进展。我要补充的是，先生建构的这个哲学体系大概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哲学家中少有的在国际上引起反响，有能力参与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的哲学体系。

诚然，先生最关注的是从哲学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会通中西。既要“接着讲”中国的哲学传统（ 包括近代传统），又要与西方哲学“比着讲”，要自由地出入中西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要进得去、出得来，而目标则是“会通以求超胜”。（“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所以先生对于西方哲学一直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有丰厚的学养。

这一点，我也是逐步了解的。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先生是一位中国哲学史的专门家。可是我从同先生的交往中却感到他对西方哲学不仅十分重视，而且还非常熟悉。1980年我刚刚受命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去了南京大学夏基松先生那里进修。其间，北京大学的洪谦先生邀请他在年轻时参加“维也纳学派”活动时的同道、当时已经成为“维也纳学派”硕果仅存的一员的挪威科学院院士阿恩·奈斯来华访问。奈斯来上海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与冯先生交流。我知道消息之后就赶回上海旁听。令我非常意外的是，两位哲学家在锦江小礼堂，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五点，交流得非常的顺畅。听得出，先生对于1950年代之前西方哲学是捻熟于心的。比如对于逻辑实证主义，他主要询问的就是维也纳学派后续的走向和代表人物的情况，对于存在主义，先生与奈斯探究的主要是存在主义在二战后何以会在西方流行。

先生对西方哲学的熟稔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比如，在徐怀启先生去世之后，先生立即交待我要承担起徐先生做的采购外文图书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正好有两笔专款下来，我向先生汇报之后，他非常具体地作出指导，哪些学派、哪些人物、哪些著作必需配齐，优先顺序如何排列，都一一加以指点。

先生何以会如此熟稔？看了先生后来的回忆才知道，先生在进西南联大研究院的时候，就给自己开列了从古希腊到逻辑实证论的书单。埋头攻读，又在金岳霖先生的门下精读了休谟等人的原著。而他之所以会把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作为他毕生破解的难题，也发端于他对于２０ 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总态势——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对立凸显——的把握，以及对这种态势与五四之后中国学界的重大争议（如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洞察。后来他曾经写道：五四之后，中国各个哲学学派之间的论争“就像西方后黑格尔时代的再版”。而他的愿望就是经由“通过—超过—通过”来寻求问题的答案，为中国哲学进入“会通以求超胜”的境界，开个好头。

先生晚年，耗尽心力，构建“智慧说”的体系，不仅是为了了却从青年时代就怀有的心愿，还饱含了对时代变迁的敏锐观察以及对中国哲学在新时代面临的使命的感悟。1993年，我和童世骏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写作，请冯先生审读并作序。先生细读了近五十万字的书稿之后写了一篇序文。结尾处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在论述这个结论时，他写道：“谈到当代，便必须面向世界。从经济上说，世界市场早已形成，中国正在努力与世界市场接轨。正是由于形成了世界市场，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科学、艺术、文学、哲学都逐渐由民族分享的发展成为世界共有的财富”，“当然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已经越出了民族界限；而涉及人文领域，则要求各民族既能保持和发扬其民族传统，又能克服其民族局限性，所以问题比较复杂。中国哲学正在走向世界，当然也遇到这个复杂问题。所谓世界哲学，是在东西方各民族的哲学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经过比较而彼此会通的过程中形成的。”“如何使中国哲学能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特色，并会通中外而使之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无愧于先哲的贡献，这是……重大问题”。

尽管在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自认为“个人能作的贡献，实在很有限”，但是先生所建立的体系，确确实实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智慧说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的同事郁振华教授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在其著作和讲演中多次提到冯契及其学生的工作；斯洛文尼亚学者罗亚娜（Jana Rosker）在其著作中专章讨论了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日本学者樋口胜（Higuchi Masaru）多年来致力于冯契哲学研究，将智慧说与池田大作、牧口常三郎的思想作比较；美籍华裔学者林同奇在为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里讨论了冯契哲学。此外，不少学者在国外著名刊物上撰文讨论冯契哲学。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表现出了对冯契哲学的兴趣。先生的学说，已经参与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想来，这绝非偶然。精通外国哲学史的尹大贻教授曾著文说，“智慧说是世纪之交的哲学的第一个体系，它是西方与中国知识与智慧学说的总结”。冯契的智慧说是从改造康德的哲学出发的，克服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对“理智直观”作出了新的解释，说明了它在知识到智慧中的作用，还改造了康德的“自我”概念。不仅如此，还对20世纪西方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哲学终结论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此外先生基于中西会通的学养，善于用西方哲学家易于理解的专业语言来表述中国哲学家独创的观点，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先生毕生没有迈出国门，仅有的一次，行装都打点好了，却无法成行。先生在晚年创立中西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会，搭建平台，紧紧抓住各种机会邀请海外学者来校交流，林毓生、杜维明、成中英、安乐哲、星云大师，张尚德，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等都曾与先生有过面对面的学术交往。如今先生的弟子们大步走出国门，与世界一流的哲学家（ 如哈贝马斯、罗蒂、诺齐克等）直接对话，并向他们介绍先生的学说。先生的夙愿——中国哲学家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正在实现，而且参与领域必将会进一步扩大。

从偏僻的山坳走向世界，先生走得很辛苦、很坎坷。读着先生的书，我一直在想，先生为什么能如此坚毅？为什么当“文化大革命”把他的全部手稿笔记毁得一干二净之后，年届六十的先生还能下定决心，耗尽心力完成煌煌大著。先生的很多独到的而且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主张，受到过多次无端的批判，晚年却坚持“阵地战”，聚精会神地构建独创的体系。而我们这些没有什么积累的后学，“文化大革命”之后却常常纠结于最好的时光被耽误了，私下交谈还会说自己的下一代无论如何不要再去干这一行了。当“全民经商”的大潮勃起的时候，许多人在哀叹“经济繁荣、哲学贫困”，“哲学边缘化”，有的弃学经商，有的弃学从政，留下来的也往往目光游移，心中狐疑，精力旁骛。先生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当前全民经商热、文化学术大滑坡，许多东西不是发表的时候，但是我猜想，“在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自我批判的时代’”。“我以为，现在应该为迎接这个批判的时代的到来作准备。”“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将是对20世纪作批判总结的著作”。

这样的定力，从何而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先生非常强调的“真诚”二字。先生青年时代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投身革命，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毕生真诚地信奉和践行。在苏联解体之时，先生读到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前的一封信后，给一起投身革命的老友写道，“法捷耶夫是绝望了，而我们并没有”。现实充满了污秽，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知识分子曾经被“贬低到顽童的地步”，而且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自己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我扪心自问，共产主义的信念并没有丧失。我还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而根据我的良知思考，我还是肯定《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

先生在与当年的战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学生说我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这话大概不错，我确实想用我的著作来培养人的理想、信念、德性”。然而，历经磨难的先生对理想的理解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天真了。无怪乎，他接着用一大段文字来阐释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自己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见解：“现实走着自己的路，是个必然王国。人的理想面对着现实，往往被碰得粉碎，变成流星那样，一闪即逝；或者算是实现了，却变了形，完全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原封不动地实现理想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如此，人还是需要理想。这是人的尊严所在。人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变世界和塑造自己，把自己同现实的必然性对立起来。因而难免陷入悲剧。但历史正是通过一幕幕的悲剧前进的”。

读到这里不禁想起了黑格尔的那段名言，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不一样的。晚年先生对理想的理解是何其深刻。与黑格尔不同，先生对于青年时代比较天真的理想，依然高度肯定。一直在怀念青年时代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感念那位豁出性命保护过自己的陌生的小商人，常常感叹，“历史是傻子们创造的，傻子们都未免单纯”。一定要歌颂这些天真的傻子、义侠之士。

诚然，每个人对理想的理解有深浅之分，但是理想是需要真诚地去对待它的。现在报刊上经常在谈论理想信念。可是有多少人是真诚地对待，却是一个问题。在有些人那里它只是说说而已的东西，等而下之者则口是心非。这种态度恰恰是先生最为厌恶的。先生在论述近代思想史的时候，非常赞赏鲁迅在分析国民性问题时对“做戏的虚无党”的鞭辟入里的批判。认为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统治者及其奴才（包括那些御用文人）都成了“做戏的虚无党”。“无特操”。“其上做戏，其下狐疑”，“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看风使舵，毫无操守”。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冯先生还发现，这种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固的。“它能使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戏装，把独断论与虚无主义互相补充的腐朽传统乔装打扮，登台表演”。 ‘文革’掀起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一小撮‘居阴而为阳’的野心家、文痞兴风作浪，终至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正说明这一点”。

有鉴于此，先生晚年在解释五十年代提出的“化理论为德性”的命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真诚”二字。指出“化理论为德性”，是一个要克服异化现象，刻苦磨练的过程。而其目标并不是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圣人。关键是要“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在言论、行动、社会交往中贯彻理论，以至习以成性，理论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就成了自己的人格”。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比较一贯地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体现化理论为德性真诚，是能够做到的”。

先生的一生，就是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化理论为德性”的一生。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本文系作者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9期刊文校订，原题为《志存高远的专业哲学家、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怀念先哲冯契先生》。参考文献已删，如需阅读原文，请参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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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修义（本校哲学系教授）

来源｜探索与争鸣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