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和“通其道”发布时间: 2015-11-03
“怀念”、“纪念”或一般意义上的“记忆”，历来是心理学家、文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的热衷话题，但近年来，其他学科也纷纷高调介入对记忆的研究：社会学研究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与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关系；信息科学研究记忆的储存、传输和加工；经济学研究“体验的自我”和“记忆的自我”在消费决策中的不同作用；哲学家研究记忆与遗忘的关系，记忆与理性的关系，记忆与懊悔和希望、怨恨和宽恕等等的关系——这些关系，其他学科在研究记忆的时候其实都无法回避，但哲学家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不同领域对记忆问题的讨论，从现象学、分析哲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等不同进路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在我看来不仅在丰富着哲学自身的内容，而且在丰富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丰富着哲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丰富着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中的当代人类对自己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述往事、思来者 在冯契先生的专著和论文中，我不记得有像金岳霖在《知识论》中那样专门讨论“记忆”问题的。但是，不仅冯契的哲学史著述当然是与记忆有关的，而且他的理论著作也与记忆有重要关联：他一再强调“反思”和“批判总结”对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多次表示“应该为民族、为青年人而写作，‘述往事，思来者’，留一点什么东西给下一代。” 1995年，童世骏和导师冯契合影 冯契先生虽然没有对“记忆”做专门的学术讨论，但还是留下了不少对往事的回顾、对师友的回忆，以及对记忆对个人生活、民族历史和学术研究之意义的理解。其中第一类是冯契先生对金岳霖、冯友兰和汤用彤这三位老师的回忆（如《金岳霖先生在认识论上的贡献》，1985；《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1985；《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1995；《“新理学”的理性精神》，1990；《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1993）。要了解冯契先生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的，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这些文章提供了再好不过的理解背景。第二类是他为老师和同辈著作写的序跋（如金岳霖《罗素哲学》的“跋”，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的“序”，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序”，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的“序”等）。第三类是他与邓艾民、董易等老友的书信，从中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先生晚年学术事业的步步展开，而且还对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晚年的人生体验，有比较切近的理解。在这些书信中，冯契先生眷顾一起度过难忘青春岁月的同学战友，关切老友们劫后余生的学术和生活，赞美地下党基层领导的可敬可爱，感念普通商人的侠骨义气，认同鲁迅对中国人的“健忘症”的尖锐批评。在与老友分享青春记忆和时政观感的同时，先生几次说自己也曾受到过“极左”影响，并表示这启发他更全面地理解今天的年轻人，更努力地为后人留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在谈到其公子海外多年回国省亲的时候，先生说他“感到最安慰”的是，“虽八年未见，他还是老样子，没有那种‘洋鬼子’派头。他还是关心祖国的命运，记着那些在云南插队时的老友”…… 述往事、通其道 先生在书信中对“青春的色泽令人难忘”的感慨，对理想信念有没有淡忘的“扪心自问”，对“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能作的贡献，实在很有限”的无奈，以及“恐年岁之不吾与”的愁绪、“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的急切，使我们在通过先生的史论著作而把握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宏大叙事和理论建构的同时，还能了解这种叙事和建构背后的个体感受和特定语境，了解这种叙事和建构形成过程中的师生切磋和同行砥砺。 冯契先生给我们最重要的教导之一，是回忆过去不只是因为念旧，不只是为了怀旧；“述往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思来者”和“通其道”。当然，“来者”有许多不确定性；但若没有乐观的态度和理想的追求，未来，连带着当下甚至过去，就已经被推向了幽暗的深谷。同样，“道”之为“道”当然是无法指望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就能穷通的，但按照先生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的观点，哲学如果只有概念而没有情感，只有思辨而没有故事，只有“学术界”而没有“学术共同体”——一句话，哲学如果只有逻辑论证而没有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中的“德性自证”，“道”就始终是一句空话、一个幻影。 作者｜童世骏（本校党委书记） 来源｜社会科学报 编辑｜吴潇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