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见证人与同路人

1978年春季，作为77级新生，黄勇带着好奇、懵懂与欢欣进入了华东师大政教系。回忆起那一年进入华东师大政教系的情景，他非常坦率地讲述了那个变动的年份里属于年轻人的心情。

“那时候读大学是没想过就读了，大家真的想学很多东西，年纪大的上山下乡回来非常想学，年纪轻的像我没想过上而突然上很好奇，所以那个时候的氛围是大家拼命读书，好多老师也十几年没教书，所以非常愿意教。学生想听，老师也想讲，有时候上课时间超过半小时一小时，大家都非常用功！虽然不知道该学什么，但也没有浪费很多时间。”黄勇教授说起这些，真诚不加文饰，就像一个朋友在与你讲述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当时的中国哲学课程主要由丁祯颜和曾乐山来讲。我当时与冯先生的接触不多。”一开始在华东师大，黄教授与冯先生的交集很少，然而之后他与冯先生的缘分却意外继续着，“后来我去复旦读西方哲学硕士和博士，两个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请冯先生来做。今年从美国搬家的时候，还看到他帮我手写的博士论文的评议！他尽管是做中国哲学研究的，但是对西方哲学也是比较熟悉的。”当时黄教授的博士论文外审专家是冯契和王太庆二位先生。听着这些响亮的名字，不禁让人羡慕那时的博士们。

“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冯先生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我记得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复旦大学派了辆车子去接他，我去了。到先生家时未到8点，结果他不在家，家里人说去散步了。”说到这里黄教授开始忍不住笑起来，“过了几分钟大概8点钟到了，先生就回到家里了！”对于这件趣事，会心者都不约而同想到了著名的格尼斯堡“时钟”康德。

黄勇教授与冯契先生的缘分一直延续到他在美国求学的生涯，“到了美国以后，有一本书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一章是由我专门写冯契先生的。”彼时冯先生已经过世，而黄教授的兴趣也慢慢移到中国哲学，“那时候十卷本的《冯契文集》刚好出来，童世骏教授就把十卷本给我寄过来。那时候还仔细地看了，有许多方面我都比较感兴趣。”两个求知的灵魂在大洋彼岸竟然又相遇了，“我现在虽然对儒家做得比较多，但实际上对庄子也是很感兴趣的。冯先生受庄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似的。”

从最早的接触很少，到后来成为学术见证人，再到后来一位仙逝，黄勇教授与冯契先生看似缘浅，但实际上反而慢慢成了学术的同路人。

（本文内容节选自即将出版的《智慧的回望：纪念冯契先生百年诞辰访谈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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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延庚

来源｜社会科学报

编辑｜吴潇岚